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吗?

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是当前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分别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发挥预防作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发挥揭示作用以及抑制管理层违规发挥抵御作用三种机制，实现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审计与高质量社会审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与内部治理机制、企业信息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研究结论揭示了政府审计对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     

控制权、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

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权力对其腐败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强控制权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且控制权越强,高管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高质量的社会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随着控制权的增强,社会审计对腐败的治理功效会被强权高管牵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管作用。因此,要遏制高管的腐败行为,必须在企业内部完善对高管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要加强外部审计的治理和监管,提升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优化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     

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

随着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趋于一致,私人关系等软治理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而成为公司治理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在最讲人情味、“有关系好办事”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分别研究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控制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越大,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差;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有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但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国家审计覆盖率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来自地方审计机关的经验证据

基于审计全覆盖实施的背景,以地方审计机关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审计机关不同维度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审计单位覆盖率和审计内容覆盖率,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国家审计机关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除了直接纠偏外,国家审计覆盖率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政企关系而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一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缓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二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强化权力监控降低了政府不当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效率损失。     

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管理层激励与盈余质量

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管理层权力在审计委员会内部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管理层激励可以调节审计委员会权力侵蚀与盈余质量之间的负向关联。这表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失衡与管理层干涉会削弱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力,但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缓解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及其对审计委员会的操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应当规范治理结构、协调制衡机制,监督独立、制衡有效是公司健康有效运行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前提。     

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基于协同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数据

基于协同学理论,以审计结果利用为导向,梳理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以2008—2013年度省级审计机关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审计机关与审计客体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协同作用,即政府审计机关与审计客体的协同水平越高,腐败治理功能发挥的越好;政府信息公开化建设在该协同治理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即政府审计推进腐败治理功能发挥,可以进一步通过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实现。通过理论与经验分析,揭示了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之间更深层次的协同逻辑,为政府审计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企产能利用率吗？——基于2010-2016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10—2016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经过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SM）配对的样本进行回归，考察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且非“十大”组较“十大”组显著，二次审计较一次审计对产能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越强，其对国企产能利用率的治理效果越好。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投入成本,然而在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有所不同.文章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进一步的分组检验中,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小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这种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可知关键下属成员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更可以保障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关键下属高管的监督作用只在大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有效.     

公众参与对政府审计腐败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中公众参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公众参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尤其在反腐败以及国家监督领域。基于此,选择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政府审计对腐败的治理作为研究情境,以验证现阶段公众参与在其中的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公众参与程度低的地区,在公众参与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和抵御功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腐败治理作用,而政府审计揭示功能对腐败的治理作用在两组之间并无区别。     

资源、权力、制度盲点与国有企业高管财务腐败治理

目前,国内对于国有企业高管的财务腐败行为较少进行详细研究。本文利用2011—2015年《法人》杂志的企业犯罪案例追踪统计213个案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地域、职位、财务腐败的方式对国企高管财务腐败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针对得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了国企高管进行财务腐败的机制,得出资源、权力、制度盲点与国企高管财务腐败的系统论。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定价的证据

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角度出发,当非CEO高管相对于CEO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时,可以对CEO的不当行为发挥“自下而上”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CEO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CEO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CEO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非CEO高管独立性提高了企业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而且即使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质量也并未下降。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上市公司优化管理层结构以及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审计、公款消费与费用操纵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公款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介入当年及以后年度,被审计的国企控股上市公司消费性现金支出费用化率和波动性显著下降,公款消费实质性减少,公款消费计入存货的费用操纵行为显著减少,政府审计对公款消费的监督和治理职能得以证实;然而,管理层仍然可能会将消费性现金支出转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等营业外支出科目,并且在政府审计介入之后,消费性现金支出的粘性并没有显著降低,可见政府审计并没有完全解决公款消费相关的代理问题。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薪酬差距、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与国有企业创新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检验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是否会影响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内部薪酬差距相对合理的企业显著开展了更多的创新活动,说明合理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薪酬差距的创新促进效应在管理者有政府任职经历的国有企业中显著更小。同时,管理层权力不会弱化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具有重要的激励效应,但有政府任职经历的管理者面临的潜在行政级别晋升激励减弱了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从而为国企高管薪酬契约的分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腐败治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为视角,研究了2010—2015年间腐败治理对我国沪深两市1612家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超过了非国有企业;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同样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腐败治理效果对法律环境的改善存在一定的滞后或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腐败治理可能抑制企业寻租动机,促使企业摆脱非市场化的政治关联依赖,从而转向公平竞争、法治化、市场化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进而维护“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会氛围。     

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的治理效应——基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证据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是否有治理效应尚未引起重视。因此,以2014—201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为研究对象,从文本信息的语调和可读性两个视角出发考察这一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能够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起到治理作用,对管理层操纵语调行为的治理作用在披露“好消息”的企业更为显著,对管理层操纵可读性行为的治理作用在“好消息”“坏消息”之间无显著差异,且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进程对两者间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从形式质量维度拓展了管理层策略性披露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用提供了新证据,进而有助于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完善。     

国家审计与腐败治理问题探析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的"免疫系统"。反腐工作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任务。我国国家审计在反腐工作中具有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并已经在揭露查处腐败行为、促进建立健全腐败监督机制以及加强经济、行政活动过程控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成效。但当前对于国家审计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研究却不多。本文立足于腐败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腐败治理的现实和国家审计的职能出发,分析当前国家审计面临的独立性不高、问责不足、腐败治理监督控制机制缺失、审计机关自身力量薄弱等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从法律、权力、公民权利和道德这四个层面提出了强化国家审计在反腐监督与制约中作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