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究竟有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能否平等地获益于普惠金融呢?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018个县域的数据,分层比较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减贫增收作用的异质性及促进减贫增收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作用要明显小于非贫困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缺乏,内生决定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对于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因此,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实施不同的瞄准机制,避免出现"瞄准性偏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的精准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和分位数模型的再检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包含城乡多种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能精准反映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需要再检验。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真实效应,基于微观机制分析,文章在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结果发现：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的增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非单一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出准倒“U”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作用。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10-2014年度数据,计算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和普惠金融两个变量各自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促进城乡收入结构性均衡增长方面,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度不够.中国需要多策并举,有力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社区的推广,在促进城乡收入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之上,促进结构性均衡增长,实现城乡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减贫效应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广东省20个市2013-2017年的数据测算泰尔指数,用以衡量收入差距,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并采用2011—2015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成本、互联网金融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的;（3）传统银行金融包容性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东部比中西部更加明显,而互联网金融包容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应重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以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表明,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它们均未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本文从农村自身经济金融发展层面出发运用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资金的不断外流和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发展,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现实的出路是遏制农村资金外流,提供更多的农村正规金融资源;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再分析——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视角,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再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为: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中资本流动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物质存量水平、财政支出力度。这些因素可解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运用1981—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却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两个指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依然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其反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存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同样结论。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向探讨——基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视角

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收入问题,农村金融得不到长效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文探讨收入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农民收入的特征,来分析今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向。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金融排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方法的经验分析

从贷款、储蓄、证券和关系4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指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4种类型的金融排斥对中国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证券排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最大,储蓄排斥、贷款排斥和关系排斥的影响依次递减;证券排斥和储蓄排斥对东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冲击较大,贷款排斥和关系排斥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较大。指出:高收入地区应注重开发涉农金融产品,低收入地区应保证提供基础信贷;应实施分类瞄准的普惠性金融政策。     

社会经济特征、信息技术与农村金融排除——来自我国1765个县（市）的经验证据

减轻金融排除进而构建包容性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最新的IFE（金融排除指数）,本文使用来自我国1765个县级层面的数据,测算了各个县（市）的金融排除,并经验性地分析了影响农村金融排除的因素。研究表明：（1）东、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排除依次递增;（2）表征社会经济特征的人均收入、就业率、教育水平、商业化程度、城镇化比例、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等越高,农村金融排除越低;用城乡收入差距表示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农村金融排除度越高;（3）信息技术使用比例越高,农村金融排除越低;（4）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可能遭受较高的农村金融排除。     

普惠金融与县域资金外流：减贫还是致贫*——基于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县域资金外流的影响，并验证了贫困县资金外流是否会产生致贫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如果普惠金融只注重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对减贫产生负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致贫效应。这种致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邻近县域的贫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彼此“传染”，并具有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因而需要客观认识普惠金融的本质，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有效的实施载体，解决好对信贷产品等关键金融服务的使用性排斥问题。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家庭网络消费行为研究*

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业态和模式，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力量。本文应用Probit模型及处理效应等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网络消费行为。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网络消费家庭的比例和频率，且经过渐进的增长，网络消费家庭的总消费水平更高、消费结构较优，在城镇家庭里更明显。而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普惠金融发展还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额。异质性分析也得出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加深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帮助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迈过数字鸿沟，能更大程度上普及网络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