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劳动产出效率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平稳期假定做出的,这与中国当前发展情境不符。本文在城市产出总量函数中引入了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考察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关键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本文发现: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并且呈现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总体上看,资本深化的作用最大但呈缓慢下降态势,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的作用为正且呈"倒U型"变动,而人口集聚呈"规模报酬递增",要素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减"现象。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非对称性——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作用渠道是否不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SVAR模型，同时纳入两国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两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地，本文充分考虑两国贸易结构、资本管制程度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探讨非对称性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中国货币政策的贸易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中国提高利率后，国内经济活动收缩，投资和产出下降，进而导致中国从美国的投资品进口下降，使得美国的产出下降；而美国货币政策的金融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美国提高利率后，资本流出中国，进而导致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净值下降，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企业外部融资风险溢价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中国产出下滑。在当前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旨在厘清两国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机制，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①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②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以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③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FDI的研究成果,以制造业FDI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FDI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以上3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1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其中13个地区表现为负影响,但当考虑控制变量时,只有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且4个地区表现为正影响,其他22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煤炭企业作为能源供应压舱石,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将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缓解了煤炭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基于安慰剂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煤炭企业代理成本,有利于企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煤炭企业融资约束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绿色发展背景下实现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污染物治理视角下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系统动态面板模型,从单位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两个方面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并分别实证检验了它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我们还发现单位废气治理费用的提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边际效应要远大于单位废水治理费用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治理与解决产业结构矛盾的双重压力下,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尤其是加大废气治理力度对于当下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意义。     

贸易、收入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因果关系考察

在VAR背景中,引入工业产出变量,利用不同的检验方法,考察了中国的贸易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因果联系,以避免直接检验贸易与环境、产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可能造成的有偏估计.与其他方法相比,扩展的VAR检验比较好地捕获了贸易与工业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因果联系.检验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对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产生有利影响,对工业废气排放具有不利影响.     

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能源禀赋视角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环境规制在提高环境质量与能源效率方面能否实现共赢,利用2011—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能源禀赋视角,将各省份划分为能源丰裕区和能源贫乏区两类,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上环境规制提高1%,将带动能源效率提升0.045%;基于要素禀赋视角分类的地区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能源贫乏区显示为与整体结论的一致性,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在能源丰裕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超出15.84亿元后,产生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