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中国企业研发决策同群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考虑到企业间策略互动对研发决策的影响，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同群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地区、行业和财务特征3类空间权重矩阵，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惯性；企业研发决策主要受同行业同群企业研发决策（内生同群效应）及其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的影响，同地区和相似财务特征的同群企业可以通过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对本企业研发决策产生影响；尽管企业研发牺牲了短期盈利，但对股市估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已具备一定的价值投资意识，而同群企业研发投入对本企业盈利和股市估值的影响均为负，说明中国企业研发互动主要体现为竞争效应而非协同效应；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3类同群效应显著增强。从全局视角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企业经理人提供有关激励研发创新、提升企业价值的启示。     

企业创新与杠杆率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创新效率视角

基于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7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研发效率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企业创新效率与杠杆率调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调整效应上，高研发效率与高专利产出有利于企业向下调整杠杆率，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不会改变这种杠杆调整效应，但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国有企业调整效应更为显著；在加速效应上，随着研发效率提高、专利产出增加，杠杆率下降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对研发效率加速效应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专利产出加速效应更敏感。     

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差异性研究

技术创新投入对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基于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数据，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即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差异，其中，非国有企业表现显著而国有企业表现不显著；③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两类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同。因此，研究建议：第一，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企业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完善政府补贴机制，创建更加透明的补贴评价机制；第三，在研发创新中注重提升管理效率。     

企业所有权视角下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互动关系研究

企业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融资活动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有关研发创新如何影响融资活动的研究认知尚存在争议。通过分析二者间的互动机理，提出所有权差异是导致互动关系异质的重要情景因素，进而构建PVAR模型，以2011—2016年我国内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4种融资活动均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内部融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政府补助次之，最后为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②研发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但对内部融资和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较小；③内部融资、政府补助对非国企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高于国企，但国企研发创新对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的影响程度则高于非国企。     

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高技术服务业跨界融合是传统企业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研发和商业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熵指数测度全国各省区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水平，并利用2014—2017年资源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两大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和资源型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但发展态势良好，处于从失调走向协调的转变期；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短期无显著影响，长期存在抑制作用，资源型企业技术能力刚性导致对新技术的排斥，且较大的产业间认知差距削弱了产业间良性互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融合对创新转化效率呈先抑制、后促进效应，就长期而言，产业融合具有良好的创新转化推动力；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分别在产业融合与滞后一期创新研发效率及滞后三期创新转化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构建尚不全面。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管薪酬黏性、代理成本与研发操纵治理

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黏性对研发操纵的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黏性能够显著抑制研发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代理成本的降低是高管薪酬黏性影响研发操纵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奖优-罚劣”型薪酬契约，具有黏性特征的“奖优-奖劣”型薪酬契约对研发操纵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略微增加的“奖优-低奖劣”型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更明显。此外，高管薪酬黏性还有助于缓解研发操纵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负面影响，提高公司未来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应加强对研发费用异常情形的关注和监督，并构建“重赏轻罚”的高管薪酬黏性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创新投资决策中的激励和约束效用；政府相关部门应营造“重赏轻罚”的营商环境，缓解创新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创新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企业创新被认为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缩影。本文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创新对其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有利于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扩大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企业政治联系作为工具变量减弱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创新通过提升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偏向高技能劳动扩大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创新会降低高管平均薪酬,提升员工平均薪酬,提升高技能员工平均薪酬,降低低技能员工平均薪酬。创新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较弱,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创新水平提升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程度高于高新技术企业。除此之外,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还会扩大高低学历、研发与非研发型以及生产与非生产类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本文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企业创新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     

“她力量”崛起: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高管团队中，她们逐渐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方法，探讨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利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女性高管参与比例提升，有助于企业提出创新战略，即能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第二，女性高管拥有的权力对两者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三，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但是这种调节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中未能得到体现；第四，机制分析发现，女性高管参与程度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部分是通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的。研究结论充分说明女性高管的选聘和培育是企业不容忽视的一环，突破当下女性就业中存在“性别壁垒”和职业发展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现状，有赖于政府、企业和女性自身的共同努力。     

平台的力量：设立研发平台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研发平台的设立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背景下，是否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创新平台的多边网络结构下，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框架并综合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动态能力的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系统探讨了企业设立研发平台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在运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级别越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平台影响企业创新的核心作用在于能为企业带来政策协同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更具引领性和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更可能采取引领型技术定位、自主研发型技术来源等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研发平台的结构—行为—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结果，丰富了平台创新的微观领域文献和理论脉络，为优化企业研发平台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大企业内部创新投入提供了实践借鉴。     

高校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全样本数据探讨了作为创新和知识溢出微观主体的高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ArcGIS测算了2007-2015年上市公司所在地周边全部高校数量，并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发明专利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利用Anselin et al（2000）的KPF方程，采用双聚类OLS检验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有效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地理邻近性特征，而行政边界关联影响较弱；第三，高校知识溢出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员工和管理层人力资本，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空间异质性、高校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中心城市集聚效应、高铁开通等因素导致高校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中国制造业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及影响因素

开放式创新行为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在区域、行业上分布不均；②竞争对手情况、信息技术支持度、数据软件共享度、产品出口、产品销售范围等对研发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③高管工作经历、竞争者数量、信息技术支持度等对企业创新开放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效率评价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代表，利用SFA模型从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效率在研发阶段约为0.565，在转化阶段约为0.470，企业间差距较小；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企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新疆和辽宁，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可以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防止“中部塌陷”的有效渠道；研发阶段创新效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教育、软件等行业，转化阶段则集中在水利、制造业等行业，这些是创新驱动“中国智造”的直接力量。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与企业创新

研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使用2008—201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门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企业创新存在一个大小约为6500的“规模阈值”,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会促使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超过“规模阈值”,导致企业创新水平内卷化;第二,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低研发强度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对员工物质激励水平和技术改造能力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减税规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第三,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政府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规模设置一个上限,且所得税优惠税率应结合企业研发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浮动管理。     

研发人员分布向企业倾斜有利于创新产出吗?——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采用专利申请数量和知识宽度分别衡量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文章发现2000～2017年间,研发人员分布重心逐渐向企业倾斜,显著推动了总体创新数量的增加。不过另一方面,研发人员分布向企业倾斜,并没有对创新质量产生显著积极效应。进一步考察机理后,文章发现政策获取动机诱导低水平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不足是影响创新质量提升的两个重要制约因素。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决策者一方面应进一步明确企业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完善和优化创新激励政策,推动企业积极投入创新;另一方面要更加明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学术部门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保障学术部门在前沿技术、关键技术,重大科技项目等领域的科研人力投入,并加强与企业部门的交流,促进学术部门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从而带动创新质量提升。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