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基于业绩补偿承诺的视角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研究发现,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可验证性,相比于没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中更小。进一步地,区分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实现发现,相比于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样本中更小。最后,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小。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关于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基于二六三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2016年度报告中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二六三公司为案例,通过对其商誉形成及减值过程的分析,发现我国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并购中形成商誉的会计确认及后续计量的规定存在企业管理层自由裁量空间大、企业业绩波动幅度大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改进商誉会计规则的思路.     

对A股业绩“爆雷”背后万亿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

2014年并购政策"松绑"后,刺激了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高溢价的并购使公司计提了巨额商誉,这让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但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埋下隐患。过高溢价的背后是被并购方过高的业绩承诺,业绩不达标,并购方只好大额计提商誉减值,2018年A股业绩频频"爆雷"跟商誉减值有密切关系。证监会在2018年11月发布了有关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表露了对万亿商誉的重视。本文基于对商誉本质的理解,从商誉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披露等方面出发,提出了改善商誉会计处理的方法和加强内外监管的建议,以应对"商誉泡沫"的危机。     

企业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披露合并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合并商誉信息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合并商誉减值当期计提信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甚微,对投资者的决策参考作用较小,但在长期内合并商誉累积减值信息对股价有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合并商誉及其减值信息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公司应合理核算商誉,规范合并商誉会计处理过程,完善合并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

2018年上市公司业绩频频爆雷,而巨额商誉减值的集中计提便是本次频繁爆雷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商誉减值问题成为今年年初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梳理了商誉减值改为摊销的预期和证监会的风险提示的影响,认为"业绩爆雷"的导火索是商誉减值和商誉减值计提的严厉要求,但商誉减值所引致的风险实际上源于并购时非正常确认的巨额商誉。最后,本文以巨额商誉产生到后续计量为时间线,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     

基于管理者行为的掌趣科技商誉减值剖析

商誉减值是管理者投资低效的典型表现,2019年年初我国上市公司现象级商誉减值浪潮引发了资本市场对管理者溢价并购和商誉减值的持续关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以掌趣科技为例,从管理者行为视角出发,结合管理者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系统地研究掌趣科技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发现:并购商誉受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羊群行为和代理行为的共同影响,商誉减值既包含经济因素,也包含盈余管理因素;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表现为大股东的财富转移及公司的业绩“大清洗”。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条款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08—2016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中业绩补偿承诺条款的设置与兑现对并购业绩的影响,以及并购业绩未达预期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设定高增长率的业绩目标对并购业绩完成具有负面作用,采用股份补偿、非累计补偿、减值测试补偿以及双向业绩对赌对并购业绩实现具有积极作用。在承诺兑现过程中,承诺后期业绩目标压力更大,业绩完成率更低。在业绩承诺完成的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并购相对于完成承诺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相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     

并购中业绩承诺与商誉减值风险研究

本文针对溢价并购中业绩承诺失败引发商誉减值风险这一现象,选择联建光电并购分时传媒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业绩承诺未能有效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类似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北大核心

2018年资本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出,巨额商誉减值致使上市公司业绩集中“爆雷”,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激烈讨论。通过梳理直接冲销法、永久保留法、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四种典型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备受争议的系统摊销法和减值计提法进行利弊分析。研究发现:系统摊销法可操作性较强,摊销额对利润的抵消作用会使上市公司更加谨慎地对待企业并购,从源头上杜绝巨额商誉的产生;但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一旦产生明确的减值迹象,计提商誉减值可提升商誉资产账面价值的相关性。基于此,提出未来对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应重新引入系统摊销机制,并在有明确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减值与摊销:该选择谁——基于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的认识

在减值法下,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酌定性较强,会计稳健性受到了挑战;在摊销法下,按固定年限进行摊销,使得商誉价值难以很好地反映各公司的经济事实。无论是稳健性受到挑战,还是会计反映背离经济事实,都并非准则制定的初衷。基于对商誉会计准则演进与研究发现的回顾与总结,本文认为:相对而言,减值法是一种更优的会计规则,更可能使商誉会计信息反映各企业的经济事实;为了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酌定性程度,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可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会计准则的应用指南,就商誉减值测试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和判断标准,并在年报附注中充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程序、方法和依据。     

审计师选择与业绩承诺精准达标——基于中国借壳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借壳交易中，对借壳方（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执行审计的审计师可以是壳公司（上市公司）的现任审计师，也可以是新任审计师。以2011—2020年完成借壳上市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的我国A股借壳交易案件为样本，检验借壳上市审计师选择对借壳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期间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盈余管理是借壳交易中审计师选择影响借壳公司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的作用渠道。此外，当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以及借壳交易双方为关联方时，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对业绩承诺精准达标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经历业绩滑坡，且大股东更可能在锁定期结束后减持股票。结果表明，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严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存在少数股东的并购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

商誉减值是会计处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并购商誉初始确认中泡沫形成的原因及部分商誉法下存在的问题,梳理了部分商誉法下商誉减值会计处理的原理,提出商誉“整体计算,部分计提”的方法,并结合案例梳理了存在少数股东的并购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针对商誉会计处理未来准则制定的思路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