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门限效应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2年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异与知识产权保护门槛。不管以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以技术差异作为门槛变量,加强研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各省区技术创新水平。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分 析了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资源型产业集聚对资源型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当期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滞后一期的资源型产业集聚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源型产业集聚的“集聚效 应”和“拥塞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２）资源型产业集聚与人均GDP的 交叉相乘项阻碍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验证了资源型产业“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性。（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 而对于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意义则逐步减弱。总体而言,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主导了对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４）非资源型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投入促进 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预程度对三者的影响显著 为负,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但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     

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 Malmquist 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与区域创新——时空效应与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与区域创新的时空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约束。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可对区域创新产生长期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且试点政策对经济特征相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对地理区位相邻城市的空间影响却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科技投入与互联网发展均正向中介试点政策与区域创新的内在联系，并且在三大机制变量的调节作用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还可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显示，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果在不同城市区位、等级、性质以及规模条件下存在异质性特征，东、中部地区、一二三线城市、非资源型地区、非老工业基地以及大中规模城市的智慧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河北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外部效应,人力资本能够获得比物质资本更多的回报。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河北省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河北省经济仍属于物质资本驱动型的结论,河北省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水平,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黄河流域能源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模型和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测度了黄河流域9省区1999—2020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考虑因变量为截断数据的特性,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人口规模、环境规制5个驱动因素的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其对黄河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值较低,上、中、下游依次递增,地区差异明显。技术效率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从空间角度看,上游地区主要以低低集聚为主,下游地区则以高高集聚为主,四川和内蒙古存在由高低集聚向低低集聚演化的趋势。从驱动因素角度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黄河流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源结构恰恰相反。并且各因素对上、中、下游地区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     

要素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构建要素集聚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 并基于黄 河流域生态经济带2003 ～2018 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人力资本集聚和基础要素禀赋集聚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总体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 人力资本集聚和基础要素禀赋集聚对流域内城市具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门槛效应， 当人力资本集聚大于 0 时， 才会表现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提出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 结合自身的禀赋条件， 合理引导要素集聚。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以"市场促创新"的假说整体上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分行业研究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和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从作用机制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与人力资本等途径传递;对效率改进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等途径传递。在所有的作用途径中,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这些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     

能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视角的空间杜宾计量模型

本文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探讨经济发展约束下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对大气环境的空间效应作用机理,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经典最小二乘估计（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patial Durbin-STIRPAT Models）探索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估计结果表明,能源碳排放与空气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对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集聚、 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新常态下高技术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09～2017 年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探索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数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均具有门槛效应,且在门槛值前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数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由抑制改为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数量效应存在单门槛效应,当创新效率水平低于阈值时,其对经济发展数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跨越阈值后对经济发展数量的影响显著为正;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在阈值前显著为正,跨越阈值后影响不再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和若干启示。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64家物流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物流企业产出水平的提升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的物流业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者的交叉项对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后的回归结果表明, 物流业产业升级对就业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物流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技术效率的提升。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析

为了解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行为模式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统计了230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OLS法还是工具变量法,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均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且土地财政扩张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会对技术进步和效率产生抑制;而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分布,即当人均出让收入的对数小于1.52时,土地财政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抑制作用。这表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房价上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资本深化、重工业化、技术进步与西部地区工业就业增长——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西部地区工业资本深化、重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就业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工业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相对较小,负面影响最小的是工业资本深化.统计分析表明,在2004～2010年期间,西部地区工业的资本——劳动比逐步下降,未表现出资本深化,但重工业化趋势明显,技术进步明显.为提高工业增长的就业效应,西部地区应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把技术进步的重点放在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扩大产业规模,形成就业扩张效应.     

R&D投入、资源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全国30省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就资源依赖对R&D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的影响及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之后分别以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对“资源诅咒”现象产生的机理和其地区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R&D投入的挤出效应随着地区资源依赖度的提高而更加显著;地区资源依赖程度越高,R&D资本投入所产生的门槛效应就越显著,而R&D人力投入却并未表现出相同趋势;R&D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资源依赖程度成反比。     

人力资本产权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产权视角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第二类"人力资本变量修正了MRW模型,利用中国1978—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及1994—2006年280家样本上市公司的历年年报资料,分析了"两类"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将人力资本要素划分成两类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变得更强;"第二类"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在人力资本的产权效应中,真正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权能因素,而权责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第一类"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第一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     

FDI 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及吸收门槛效应研究--基于bootstrap的内生门槛效应测算及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取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第二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等构成因子,作为度量东道国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门槛”效应的关联因素;并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外资研发强度作为门槛效应因子代理变量,进行两两子样本间的内生门限回归。结果证实：我国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文化教育程度构成我国FDI技术创新溢出的主要“门槛”效应关联因子,各区域不同的“门槛”阀值跨越决定了各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吸收的成效;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于FDI的技术创新溢出吸收仅在其发展水平低于两者互动阀值时有效,且这一消化吸收关联效应随着其自主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相对FDI技术优势及市场竞争威胁形成而逐步递减。     

我国省域电子信息制造业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和面板Tobit模型

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在考虑了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本投入5个因素后,利用面板Tobit回归分别构建了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电子信息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模型。模型结果发现这5个因素对于各区域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产业集聚度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仅仅对于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力资本对于东部、中部及西部的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对外开放度对东部区域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与中部及西部区域效率之间呈现相反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