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各项财政改革都应在公共财政思想指导下进行,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加快财政支出制度改革是构建公共财政枢架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体制不断完善,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重收入、轻支出的思想,导致目前在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持改革的问题.     

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财政资源配置效果的核心内容。财政效果是财政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益之间的比较关系,它包括财政资源配置总量与市场配置总量之间的比较、财政资源的各项用途与社会共同需要结构之间的比较、财政资源耗费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程度的比较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财政支出亟待改革

一、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重新界定和明确财政支出范围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凡是市场能够有效作用的活动范围，就不应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承担事项。相应地，财政要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作用范围和方向，逐步退出...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与制度保证(上)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当今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从理论、实践、政策的结合上，就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对目前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探讨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对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提出一些想法以共探讨。     

对目前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探讨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对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提出一些想法以共探讨.     

优化我国近、中期财政支出结构的思考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我国现阶段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概要阐述调整和优化我国近、中期财政支出结构的目标、原则、总体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要求，控制行政事业经费增长，改革财政投资体制，逐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完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财政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比较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特点以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建议。     

外商投资、贸易开放度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

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利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就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总支出及其主要构成部分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限制了政府部门规模,降低了总支出水平及其主要构成部分的支出水平,支持效率假说的推断;贸易开放度扩张了政府部门规模,提高了总支出水平及其主要构成部分的支出水平,支持补偿假说的推断。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调整思路

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发展和变迁的基础上 ,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我国发展和转轨的实际背景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优化的原则和思路     

财政支出结构、新型城镇化与碳减排效应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对碳减排发挥关键作用.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通过规模效应、预算效应与替代效应对碳排放保持促进作用,而直接效应与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财政支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利用经济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负向关系,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来调节城镇人口和就业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因此,需推进财政支出政策向绿色低碳、生态协调发展模式转型,发挥财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作用并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FDI与政府规模、支出结构：理论及证据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速,FDI不断的引入,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的最大化,会逐渐提高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以配合资本进行生产。本文利用中国县级1999年到2003五年数据,进行两部分的经验研究,第一部分研究FDI和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FDI占GDP比重的增加,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第二部分对FDI和政府支出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并且得到稳健的结论：随着FDI的增加,会导致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标尺竞争、地方官员自利行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所以中国式标尺竞争就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论文基于政治委托代理的研究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官员必然追求本届政府或个人任职期限的短期政绩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使自己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各个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时会竞相模仿从而使财政支出出现"结构趋同",这种趋同性会随着政治锦标赛的升级而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地方官员自利行为是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     

财政支出竞争、城投债发行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支出压力视角

本文使用2008～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竞争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城投债发行是财政支出竞争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特大城市的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大城市更加明显;非社会性支出竞争比社会性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拉动作用;官员变更在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产生了重要的调节效应,其中发生市委书记变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的城市均削弱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发生市长变更的城市则无影响。     

地区差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笔者利用跨期优化理论导出实证方程,然后运用1998年~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分析各地区政府财政总支出及其功能性分类支出对当地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1.地区差异对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有重要影响。地方财政总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一种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而不同;2.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只有西部地区其他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地区的其他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均不显著;在国家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地区不同而不同。     

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也在逐渐完善。但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如支出缺乏统一标准、集中支付制度尚需进一步推广、政府采购制度重范围与规模而轻成本控制等等。因此,作为财政体制的重要部分,如何有效完善我预算管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Brain Drain,Fiscal Competition,and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A two‐country model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fiscal competition in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unde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high‐skilled labor. The authors allow for educational choice, asymmetry of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ax base effects of migration in source and host country. As the latter may give rise to multiplicity of equilibrium, alternative belief structures of mobile high‐skilled workers are care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aper also looks at the consequences of bilateral policy coordination. While in line with other studies on tax competition, bilateral coordination can reduce the under‐investment problem in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it also tends to hinder migration or may even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the migration flow that materializes under non‐cooperative policy setting. As a result of its potentially adverse effects on migration patterns, bilateral coordination may therefore reduce global welfare and bring the world economy further away from the social planner's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