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工业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1949—2015)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国防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既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危,又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联系密切,国防工业是大国重器。本文结合大国国情,探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不同时期国防工业对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深化对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解和认识,拓展大国发展道路的内涵,以期为推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借鉴。     

清代盛京户部经费来源研究

盛京户部为清代东三省钱粮总汇,在统筹和调度东北地方财政、保障清朝大后方稳定方面作用突出。本文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指出,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奉天地丁、旗租、杂税等本地经费收入,户部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外省协饷、内务府拨款等外部财政补给,以及其他经费收入等。就各款比重而言,本地收入长期保持较低份额,巨大的财政缺口致使盛京户部极度倚赖来自户部、内务府及各省的财政补给,从而限制了其财政运转与调度能力。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充分反映出清朝以国家财政扶持和巩固"龙兴之地"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意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亦为考察清廷对东北边疆的经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中国县银行结构及绩效研究(1915—1949)

正在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中,地方银行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以县域为主要营业区域的县银行,是近代中国地方中小银行中较为典型的一类。研究近代中国县银行,对于丰富近代银行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当前地方中小银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搜集整理大量史料为基础,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县银行的结构及绩效。本文将县银行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后期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第一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评介

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一书(以下简称《经济史》)已于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此书与其它已出版的同类书比较,有以下特点: 一、使用史料比较翔实。编者曾组织四十多人,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收集了我国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党和政府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献、领导人的报告或讲话、报刊重要社论、调查报告、统计数字、论文、专著等史料。仅这些史料的目录索引,即达三万多条,约一百万字。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编写大事记、资料长编、专题研究和找老同志、知情人调查、访问、座谈等形式或方式,对已占有的大量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     

新中国银企关系变迁探析(1949—2021)

在国家经济目标、生产力发展程度、银企经济收益、政府政策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49年以来银企之间的信贷关系和产权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出准松散型、松散型、紧密型和渗透型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从各个阶段来看,银企间的信贷关系和产权关系不是线性变迁的,而是分别呈现出“半财政化—财政化—非财政化”和“非自主性与自主性并存—消退—逐渐显现”的动态变动特征。银企关系的变化深刻揭示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和政策因素在其中的深层次作用。     

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述论(1949—2016)

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具有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属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49—1978年,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1979—1997年,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纠正失衡和产业协调发展;1998—201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内外需扩大和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呈现重化工业重启的特征;2013年以来,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研究每一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结构升级的成因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研新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新常态下实现"双中高"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历史借鉴作用。     

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1949—2006年)

本文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过程:形成阶段(1949-1951年)、长期稳定阶段(1952-1992年)、初步改革阶段(1992-1998年)和改革深化阶段(1998年至今).为克服传统政府预算制度的弊端,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相继实施了多项预算改革措施.但应当看到,我国的政府预算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今后一段时期,还应进一步加强预算控制,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确保预算的合规性,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评介

赵学军博士的大作<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1949-1957年)>终于面世,十年磨一剑,其锋可知.读后感到果然不负所望,是我们了解那个时期中国金融的发展与制度演变不可缺少的著作.     

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实际来源与去向研究(1931—1936)

近代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进出口平均约占中国总进出口的30%,但缺乏进出口来源与去向的贸易数据,直到1932年才有香港统计处编制的详细的货物贸易国别资料。本文主要基于香港统计处贸易报表中有关香港对内地进出口的贸易统计,收集和整理香港1931—1936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尝试分解香港对内地进出口的实际来源、去向,以期深化对中国实际外贸表现和香港在近代中国贸易体系中作用的认识。     

新中国建立初期黑龙江机械工业的发展(1949—1960)

黑龙江省作为中国重工业的重要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为全国输送机械、电力设备的重要任务。建国之初,在国家重点投资以及苏联等国的援助下,黑龙江机械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了快速发展。在此期间,黑龙江形成了以三大动力为骨干企业的机电、冶金、矿山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江南制造局早期经费来源考(1865—1904)——以二成洋税为中心

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主要依靠淮军饷需等处拨款,此后江海关拨付一成二成洋税,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成为支撑其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曾国藩、马新贻、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于其间贡献很大。但江南制造局内部账目管理较为混乱,二成洋税的数额在江海关奏销折、制造局奏销折和制造局内部账册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一一梳理才能得出较为接近的数目。     

江南制造局早期经费来源考(1865—1904)——以二成洋税为中心

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主要依靠淮军饷需等处拨款,此后江海关拨付一成\二成洋税,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成为支撑其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曾国藩、马新贻、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于其间贡献很大。但江南制造局内部账目管理较为混乱,二成洋税的数额在江海关奏销折、制造局奏销折和制造局内部账册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一一梳理才能得出较为接近的数目。     

传统与变迁:浅析战后珠三角的围董会(1944—1949)

战后,珠三角各江基围在战前基础上重组并在官方技术指导及资金支持下逐步开展各项堤围管理业务。由于民国以来乡土环境的变迁,包括基层行政体制的完善,行政权力的下沉及官方水政体系的一定完善,导致各江基围管理有所调试,但其程度及方式因围而异,且因基层的复杂形态有所掣肘。     

斌记商行研究(1927-1949)

正民国初期,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进入较为繁盛时期。内地新兴的工业企业起步较晚,受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影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元性特征。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保存相对完整的上海、天津、江浙、香港和台湾等沿海地带的近代企业,内地企业史的研究,因史料的缘故,成果相对较少。山西位于中国腹地,近代工业基础薄弱,辛亥革命之后,传统封闭的经济格局被打破,洋货逐渐兴盛发展起来,由此建立了多家经营洋货的本地店铺和外地洋行的办事处,逐渐形成了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商业区。近代商业的巨     

清代盛京户部经费来源研究北大核心

盛京户部为清代东三省钱粮总汇,在统筹和调度东北地方财政、保障清朝大后方稳定方面作用突出。本文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指出,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大致可分为奉天地丁、旗租、杂税等本地经费收入,户部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外省协饷、内务府拨款等外部财政补给,以及其他经费收入等。就各款比重而言,本地收入长期保持较低份额,巨大的财政缺口致使盛京户部极度倚赖来自户部、内务府及各省的财政补给,从而限制了其财政运转与调度能力。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充分反映出清朝以国家财政扶持和巩固"龙兴之地"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意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亦为考察清廷对东北边疆的经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1920—1949)

迄今为止,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增长率与经济结构尚有许多疑惑之处。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殊异,以及详实调查资料的缺乏,增加了此项研究的难度。本文试图利用一批未作系统分析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以无锡区域作为一案例,对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作一实证性分析。限于篇幅,首先对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的背景作一概括:     

试论台湾的贷币政策和财政政策(1949—1979)

台湾三十多年来经济的稳定成长和六十年代起出现的“起飞奇迹”,虽与美援和外资支持、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分工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紧密相联系,但台湾的有关财政金融政策,在其经济发展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试对1945年以来台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阶段论述如下:     

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本文关注1949—1965年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生存境遇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工业系统干部档案材料的分析,本文发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1961年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本文认为,制度变迁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是技术人员生存境遇与社会地位起伏的主要原因。     

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变迁(1949—2009)

投资长期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的集中体现。本文从比较长时期发展的宏观层面上考察投资的决定因素,从三个方面剖析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对投资的直接作用变迁;政府与市场对投资的间接作用变迁;政府与市场对不同领域投资的作用力度。中国大陆投资的历史表明,政府与市场或政治与经济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不是互相分离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各种超经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干预下,特别是政治权力的积极介入,才创造出来的。我国始终实施的是政府主导投资的方针,相对于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投资对象,在投资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诱导作用比重大小不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有赖于发挥市场和政权两个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