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控股股东与搭便车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股一票”的制度使控股股东有机会全面控制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或者任命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在参与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管过程中，控股股东可以获取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当控股股东与其委任的或者聘用的高级管理层合谋就可以借用这些内幕信息牟取收益，为此不惜牺牲中小投资者，乃至社会的利益。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分析

本文选取深沪两地140家国有集团附属上市公司与100家非集团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显示:(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代理关系为管理层代理关系,而非控股股东代理关系,即影响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代理问题为管理层代理问题,国有控股股东由于缺位并没有将内部资本市场异化为其进行利益侵占的隐蔽渠道;(2)从集团总部层面来讲,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金,但从成员公司的层面来讲,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的代理问题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受损。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债务违约

近年来，我国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和规模呈迅速上升趋势。党组织治理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最具特色的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呢?本文选择2007—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的13513个样本，研究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于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党组织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第二，机制上，党组织治理通过缓解管理层的谋私行为和抑制控股股东利益攫取行为的路径，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代理问题越严重、债务水平越高、企业业绩越差或者国企级别较低时，党组织治理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效果会越显著。第四，经济效果上，债务违约使得企业价值显著降低，而党组织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违约对企业价值的负面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公司内部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但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构成及运行机制等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是困扰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在“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间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信息共享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企业内部治理进行了探讨,力图为国有企业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高质量审计、管理层权力与代理成本

以我国2007~2012年期间发生审计师改聘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管理层权力与审计师动态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审计对管理层代理成本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审计师的动态选择中,当管理层权力越大时,以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层就越有可能改聘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以此来抑制管理层权力膨胀或权力寻租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与审计质量

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严重的代理冲突。上市公司降低代理冲突的主要途径是激励与监督,其中,管理层持股和审计分别是内部激励和外部监督的重要方式。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质量。文章基于代理成本的角度,采用2005-200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稳健最小二乘法研究了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代理成本高的公司会寻求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倾向于聘请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层持股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减少代理冲突,从而降低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需求。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司治理中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综述

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均会对代理成本产生影响。代理成本可以解释不同国家的融资方式和宏观经济表现,应从内、外部两方面来控制代理成本。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应简化这种关系,明确权利与责任。进一步研究应考察代理成本在公司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外溢效应。     

可转换债券对改善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研究

从股东、管理层和债券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发,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系统分析了可转换债券是如何调和股东和管理层以及股东和债券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代理冲突和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制约着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本文研究代理冲突与外部融资约束相互制衡时,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而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

公司治理的基础是股权结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股权分置制度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公司治理。根据代理理论,股权代理成本可以划分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所以本文就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视角,以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但会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负债也会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而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并未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使得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侵蚀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产权、竞争和公司治理三者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互动。对A股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完善,治理机制的效率更高,从而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市场竞争程度加强也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且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竞争更加重要。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A MEANS TO MITIGAT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WO SWIS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governments act as own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y are both principal and ag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ure on steering SOEs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government as the principal that must control SO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n agent, vis‐à‐vis the parliament, becaus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stipulate some form of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f the government. This oversight includes checks on how the government steers SOEs. However, this oversight function gives the parliament the power and opportunity to interfere into steering SOEs, which may lead to parliamentary interventions that are not coherent with governmental steering. We draw on principal–agent literature and public‐accountability literature to show that arbitrary and hands‐on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pose problems for steering SOEs. We analyze wheth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OEs, as recommended by public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 are appropriate to minimize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Swiss government avoids or mitigates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by mid‐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OEs, which counteract short‐term parliamentary requests. We find that the Swiss government uses mid‐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particularly financial ones, to reject parliamentary demands for more intervention into SOE activities.     

投资者保护视角下治理环境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研究

分别使用市场化指数和政府有效性指数作为治理环境的替代变量,在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下,本文讨论了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好,对价越低;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对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只在治理环境差的子样本中显著。总之,较好的治理环境会使上市公司产生"公司治理溢价",从而明显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可以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等代理问题的发生。     

网络环境下中小股东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互联网降低了中小股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加便利地借助网络进行投票表决(用手投票)或卖出股票(用脚投票).文章在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基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将中小股东的两种治理行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下,考察了其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经理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经理代理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大股东利益侵占的约束作用有限.文章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的企业环境下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以揭示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用手投票提高经理代理能力存在行政介入机制,用脚投票约束经理在职消费存在市场压力机制.文章的研究为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证监会完善网络投票和交易规则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我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问责制度、产机变迁与国企改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提出产权并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实施竞争性环境、减轻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这些政策也无法真正提升国企绩效.笔者认为代理成本问题是阻碍国企发展的核心环节,并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激励和监督机制,所以在代理成本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的统一,而非国内学者所争论的那样对立.最后基于全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在不同特性的产业,产机变迁和问责制度具有各自的优势,是国企改革的两条不同路径.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税负抑制了公司投资吗?——基于国有股权私有收益的解释

文章分析了税负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与民营控股股东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政府不仅可以获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收益,而且可以获得独占性的税收,独占性的税收收入越高,政府控股的私有收益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税后现金流量,而且会关注相关的预期税负,这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越大,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越高.实证结果表明:(1)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2)随着注册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下降.因此,最大化税收收入也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为我国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Y

This article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ationales and governance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We show that SOEs could be seen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change agents within broader innovation systems that can overcome many of the conventional challenges of innovation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from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innovation system actor networks to financing innovation. We review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rationales of SOEs and extend it to include innovation as a central rationale. Thereafter we provide a taxonomy that reveals the necessary policy and managerial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for using SOEs as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y. We place some of the better‐known innovation‐oriented SO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to this taxonomy and show that this approach will allow in future research to explore different SOE practices and potential for using SOEs as innov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across countries.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这一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创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已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创新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因而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省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都稳健地支持了该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