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的就业“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文章通过分析碳税对就业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体现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特征的资源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碳税政策对劳动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效应,验证中国是否存在产生就业“双重红利”的条件.结果表明,总体上而言中国就业需求趋于下降,但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有所差异.假如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选择合适的碳税循环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就业的“双重红利”.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双重红利”目标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改革的路径

我国现行环境税对环境改善存在较大的实现空间,建立成熟的环境税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阶段实施、分步骤推进。近期应以"绿色红利"作为政策导向,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中期应使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在实现"绿色红利"的同时,对环境保护税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长期看,环境保护税改革最终应实现"绿色红利"与"就业红利"的双重目标。     

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我国碳税政策“双重红利”研究

建立了分析我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碳税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税政策的双重红利。结果显示: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碳税,对社会经济变量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保持财政中性,在征收碳税的时候,减少居民或者企业间接税,都可以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或者保持社会福利变化不大,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但是在保持财政中性,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虽然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民的社会福利却有了更大程度的下降。     

中国现有税制下“双重红利”的适用性分析

文章阐述了“双重红利”各阶段理论研究的假设，研究观点及政策导向，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双重红利”理论发展框架。并与中国国情结合，分析了“双重红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政策指导意义。     

我国征收生态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实证研究

自“庇古税”提出以来,税收手段已成为通过调控宏观经济来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能否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研究发现：征收生态税具有一定的污染减排效应,但生态税收处于0.4666～0.7228区间内才能带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为了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应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人力资本供给、加快生态领域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完整的生态税收体系。     

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问题

围绕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税收处理的理论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随后,以OECD成员国为样本系统考察了各国所采取的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税收处理办法,分析了它们的演变过程、目前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行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办法,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它的利弊得失,明确了它的发展方向。     

环境税“双重红利”与我国环保税制改革取向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围绕环境税"双重红利"存在与否展开争论。在我国当前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吸引力。虽然理论界对"双重红利"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但其思想内核对我国环保税制改革取向有重要启示意义。如何整合现有税制,减少"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负面影响,使环境税设计既能体现环境保护、又能提高税制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前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国情,探索适合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路径。     

“双重红利”视阈下中国环境税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国际比较分析

本文在比较研究西方国家环境税改革模式、税制构成、征管模式、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环境税制度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并提出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文章认为,中国环境税改革应当做好顶层设计,以环境保护为首要目标,按照"财政中性"的原则,科学设计制度,合理设定税制要素,为获取"双重红利"效应创造条件,同时要注意防范"政府俘获"和"政治绑架"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税税式支出制度,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在长期内建立覆盖能源税、污染税、车船税、资源税的环境税制度体系,确保达成环境政策目标。     

中国实行绿色税收的SWOT分析及建议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采取税收手段避免环境恶化受到普遍关注。本文探讨了绿色税收的内涵及潜在优势，引入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法，通过分析我国实行绿色税收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挑战，对我国实行绿色税收的原则、税收要素及措施提出构想。     

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的环境税效应分析

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基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纷纷进行了税制改革。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着重对环境税的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结果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10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转折点,这预示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将很快到来。面对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型短缺并存、老龄化和失业并存、高资产价格、国内分配体制失衡、国际分配体系不利等问题的挑战,急需制订战略性政策措施。通过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改善人才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教育投入,减少结构性失业;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以达到减少劳动力需求、多渠道加大劳动力供给,进而消除和降低阻碍人口红利实现和取得的障碍,充分实现未来人口红利的目的。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势探析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在逐渐衰退,开始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新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就业呈现出择业标准多元化、择业方式自由化、就业形式短工化等趋势,同时也凸显了就业过程中的"制度荒"、"权益荒"、"技能荒"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制度、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对于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通过税收结构优化获取“双重红利”

正税收如同经济发展的尾舵,设计良好的税收结构将有助于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环境质量的提升,让经济运行自动地产生环境效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追赶式增长向内生式增长的转变。就业与环保双重挑战背后的制度缺陷现阶段中国面临每年要吸收超过2000万的新进劳动力和由于政策变化、摩擦性失业以及外部经济冲击影响释放的劳动力的重压,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成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2008-2011年,我国GDP增速依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