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健康冲击对中国老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健康冲击对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把健康冲击分为急性健康冲击和慢性健康冲击两类。遭受急性健康冲击时,老年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减少;遭受慢性健康冲击时,投资于耐用消费性资产的量减少,但拥有房产价值的量增加;健康冲击对城乡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不尽相同。     

中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资产流动性的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中老年人健康状况对于家庭流动性风险资产和非流动性风险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一方面,疾病带来的医疗成本增加和规划周期缩短将带来两种资产的下降。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下降增大了对于未来资金流动性的需求又会使得流动性资产回升,非流动性资产下降。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流动性资产受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非流动性资产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大。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对于投资性房产的持有显著低于健康状况好的家庭,而同样的结论在流动性风险资产持有上的显著性和稳健性则相对较弱。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流动性、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相异性——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中国居民的股票市场参与和投资组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的实证发现:首先,不流动性资产特别是房地产的投资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股票市场参与和投资组合,而且影响以“替代”效应或者说“挤出”效应为主。其次,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时极少利用股票市场对其未来现金流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对冲,也就是说,中国居民投资的“生命周期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居民投资的“财富效应”非常显著。财富的增加既增加了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也增加了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深度。     

省外务工经历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选取"各省近20年平均城镇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并且能够提高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省外务工经历通过增加收入、增长金融知识、增强社会网络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村家庭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进而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分享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考虑基准资产的动态投资组合选取

职业基金经理的目标经常是希望自己的投资组合以稳定的表现能够超越所某一基准资产或组合。因此本文给出一个考虑基准资产的动态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取模型。假设状态之间的转移遵循马氏过程,给定状态转移矩阵,可以得到对风险资产最优投入的解析表达式。此表达式表明对风险资产的投入由三项构成,前两项是不考虑基准资产时对风险资产的投入,最后一项与基准资产有关;在基准资产上的权重由基准资产收益的大小来决定,与积极投资组合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管理者会减少在风险资产上的投入。数值分析显示考虑基准资产的投资组合是一个积极的投资组合。     

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城乡差异和职业地位的影响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居民自评健康与家庭人均收入和社区内收入不均之间的相关关系。考虑到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特征,本文将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分开处理;考虑到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计量方程中引入了代表职业地位的变量及其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交互项。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关系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是: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都存在城乡差异和职业差异,这说明在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十分重要。要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主要是农村居民和生活在城镇的农民的医疗保障,同时要设法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并逐步取消各种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     

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检验了居民健康状况变化对居民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控制基期健康状况和一系列个人特征,本文重点检验了可以被视作外生冲击的健康变化对居民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城乡居民以及性别在劳动供给以及收入上的差异,本文还分别分城乡和性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滞后期健康状况与当期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显著正相关;健康恶化显著降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此外,健康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城乡居民和性别之间均存在差异,具体地,城市居民和男性更容易因健康恶化退出劳动供给,农村居民和女性则会因健康改善增加劳动供给。这表明在评估健康干预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健康变化对公民社会经济状况(SES)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对男性和女性要区别考虑。     

Taxation and household portfolio composition: US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s, the set of financial assets that households own, and the portfolio shares accounted for by each of these assets. It analyzes data from the 1983, 1989, 1992, 1995, and 1998 Surveys of Consumer Finances and develops a new algorithm for imputing federal marginal tax rates to households in these survey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rginal tax rates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asset allocation decision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household owns tax-advantaged assets, such as tax-exempt bonds or assets held in tax-deferred account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ts tax rate on ordinary income. In addition, the portfolio share invested in corporate stock, which is taxed less heavily than interest bearing assets, is increasing in the household’s ordinary income tax rate. Holdings of heavily taxed assets, such as interest-bearing accounts, decline as a share of wealth as a household’s marginal tax rate increases.     

社会互动与投资选择

个体的投资选择是否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社会互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采用2005年中国12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总体而言,社会互动推动了个体当前和未来期望对银行存款、外汇、股票、债券、期货、基金、借出、做生意、保险金、收藏品、房地产、理财产品、彩票等投资项目的参与。社会互动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个体遵循参考群体成员的投资选择所体现的社会规范来实现的。此外,内生互动带来的感受交流和信息获得分别推动了个体当前对保险金和未来期望对债券的投资,而情景互动降低了个体未来参与股市的期望。     

户籍特征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状态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四种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根据对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进一步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市场状态具有显著影响,与本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他各种户籍特征都不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     

消费者选择理论的重构——品牌与数量选择的两步法经济分析

传统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只考虑了商品数量对效用的影响，而在品牌时代，随着可供选择的多样化，消费者在选择数量之前必然首先对品牌做出选择。因此可分两步来构建消费者选择理论：第一步是研究品牌与选择行为，消费者依据约束条件下选择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品牌选择；第二步是数量与选择行为，消费者依据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数量选择。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重新构建品牌时代较为完整的消费者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