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品供给机制剖析——基于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是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职能,然而,现实经济中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并没有很好地运行.地方政府在支农支出、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上的财政支出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现有财政体制的城市倾向造成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农民较多负担了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支出,这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央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镇财政薄弱的财政收入无法承担起种类繁杂的公共产品支出,因此必须对现有财政体制进行改革: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2.合理平衡基层乡镇一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3.改革县乡财政体制,通过压缩农业服务的行政事业性支出,增加能够使农民直接获益的财政支出比例,大规模压缩财政供养人员,防止行政支出类经费的过快增长.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以东中西部六省为例

本文以城市化率和财政分权为主要考察变量,利用1998—2010年东中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财政总体偏向于基本建设,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城市化使政府支出偏向于基本建设的同时,对教育、卫生支出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正面影响。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我国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与地方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运用1998~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财政的支出分权对地方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具有负增长效应,收入分权与地方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在全国范围以及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和单一考核制等制度的促进下会增加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支出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民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县级财力保障机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局部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构建公平合理的财税体制是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制度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分析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对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之上，利用2013—2019年667个县级市辖区的年度面板数据，构建局部准自然实验，运用断点回归设计(RDD)方法，评估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异质性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保障机制可以引导县级政府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和农业农村等领域倾斜；可以提高县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效率，进而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上述结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的监督评价体系，切实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领域倾斜，并防止财政资金的无效率使用。     

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机制推演

文章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由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比例反映)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指政府的净收入)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居民收入倍增：体制约束与制度因应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思考

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体制性动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居民收入倍增的体制性约束，更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体制性障碍，使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与服务于民生改善收入差距的目标存在体制性的内在冲突，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改善游离于经济增长系统之外的发展模式，造成普通民众难以或较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必须把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来看待，在认清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设计制度方案，以创新的思维彻底系统地改造现有的分权体制，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而言是最根本性的举措。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制度的设计、创新和发展等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美国财政分权体制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分析财政分权效率的含义及要求的基础上,从美国政府问事权和财权划分明确且相互匹配、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分权与制衡并存的预算机制、地方政府自治以及整个财政分权体制的法律依据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财政分权高效的原因.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荟萃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实证结果是否受到具体研究特征的影响,文章选取了现有主要实证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结果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尤其是"正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结果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等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通过漏斗不对称检验后发现,样本文献存在发表偏倚问题,且发表偏倚主要发生在支出分权上。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税收竞争与博弈行为进行检验。研究显示,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这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为此,本文提出应加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转移支付的法制化进程,努力打破数量型增长的政绩观,从制度层面营造地区间协调有序的竞争关系。     

Government size,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ian reg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mpirically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size,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talian ordinary region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dataset on Italian regions, provides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existence of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particular, according to our estimates on the specific Italian case, the optimal degree of decentralization is around 32%, while the optimal government size value is approximately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