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有关的研究,再以中国对外直投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认为具有不同寻求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投所倾向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也将具有很大差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制度解释——基于OFDI S模型的理论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 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从理论上对OLI范式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并对中国企业OF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韩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特点与趋势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由于韩国政府保持广泛的资本控制制度,韩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慢。8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逐渐放松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韩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迅速发展,加之中韩两国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韩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对华直接投资属于起步较晚的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详细列举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所存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存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现状以及优化路径

以往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数聚焦在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成效。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率虽然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对外投资失败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并且企业投资失败呈现行业和国家集聚特性。其中,对外投资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缺乏、东道国制度环境风险以及国家层面投资引导政策的缺位等,是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走出去"进入加速阶段,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国家层面要积极制定分类投资引导目录,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从企业层面看,要兼顾投资增速和成效,通过构筑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成效。     

人民币汇率周期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汇率周期、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及汇率预期角度,研究汇率相关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时,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周期时,则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当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时,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无论汇率处于何种阶段,汇率水平与汇率波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东道国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贸易开放度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在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说明只有汇率处于升值或是贬值周期时才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暂时性的汇率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势头一直强劲,却也存在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投资存在盲目性;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缺乏高素质专门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政府部门对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现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等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进一步提出必须提高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投资区域与产业的选择;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全方位筹措投资资本等对策.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又有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着重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

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都是标准化的陈旧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已不再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接近技术源,获得技术外溢,能否促进技术进步?文中通过格兰杰检验,对198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技术进步的原因,即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     

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

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年呈上升趋势,投资的地点主要包括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拉丁美洲和非洲;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为当地的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代理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等。并购当地物流企业使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一种趋势。由于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企业的经验较少,所以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及应对策略。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进入方式及产业分布等多个方面分析和概括中国的对外投资特点和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与范围不断扩大,这对推动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海外资产份额的增加以及国际投资环境的复杂多变也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已经成为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     

基于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WTO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政策预期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和壁垒落差效应等投资效应。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效应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为中国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提供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他们都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提升国内(地区内)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投资产业现状提出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优势型产业对外投资为主,学习型对外投资为辅,并逐渐加大学习型对外投资的比重。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以出口度量的双边贸易联系及双边汇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从动态来看,前期投资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缺乏连续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国OFDI对出口影响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近年来迅速从贸易大国和引资大国走向对外投资大国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文章主要研究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效汇率和GDP等相关变量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关系,并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审计收费吗?

以2002—2015年我国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审计费用显著更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业务复杂度和投资区位复杂度,使得审计师加大审计资源的投入,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收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费用提升更多是审计努力增加导致的,而非审计风险提升导致的。以上研究不仅能够丰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相关文献,而且推动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向会计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