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科学处理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的关系

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金融发展关系贯穿着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实质是一种互动,关键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来处理二者关系.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陇南市,在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地方金融也处于起步时期,它必须依赖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同步、同向才能得到发展,而当其发展到具有金融市场主宰份额时,就应该谋求真正的独立经营权,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科学地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发展.     

关于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几点思考

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它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发挥各地优势、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原则,以实现布局结构优化、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为目的。同时要处理好全国产业政策与地区产业政策、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产业振兴政策与产业调整政策的关系。     

简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经济体、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扩大内需”政策应重点把握的几个关系

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针,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应注重把握好投资与消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消除消费障碍,努力使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同步双向启动;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培育融资环境,激活民间资本;抓住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制定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近期经济增长与长远经济发展两者的统一。     

税收政策支持产业集群的机理分析

税收政策、政府行为和产业集群升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变动关系。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促进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逐步合理化;地方政府决策进而采取税收政策支持产业集群。但税收优惠政策与产业集群的范围和强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税收政策作用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通常都是与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密不可分,并最终影响到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预期利润,从而成为激励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转型:身在何处、意欲何往?

区别于描述性定义,本文在理论层面给出了"经济转型"的解释性定义:基于政府-市场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而引致的经济运行方式变动。据此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动因不在于要素逆转或域外倒逼,而在于政府-市场关系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需求、产业、投入三种结构转变是转型的表征,而不是转型本身,中国经济转型的真正内涵是政府-市场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然而,中国经济转型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的传统方式,也不能照搬"华盛顿共识"描绘的西方模式,而应基于当前的阶段性特征实现政府-市场关系的良性化,促使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不"越位",在供给公共产品方面不"缺位"。上述目标应基于市场系统、政府系统、政府-市场之间等三大维度来实现。     

中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比较研究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财政机能的正常发挥。日本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 ,它体现和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资金的支配权和管理权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我国应针对存在的问题 ,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要科学界定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事权 ;二要合理界定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财权 ;三要合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四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 ,以正确处理好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伊春市经济转型中产业升级与融资结构关系考察

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惑.其中产业升级与融资结构关系是主要困惑之一.通过对伊春市产业升级与融资结构的实地考察,根据已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得出了产业升级与融资结构的关系为经济转型初期直接融资与产业升级成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转型获得成效直接融资比例与产业升级关系则转变为正相关关系.     

韩国经济转型升级经验及对嘉兴的启示

韩国与中国都是东亚国家,民族文化也很相近.其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经验,对面临发展动力、产业结构、城乡关系和发展方式四大任务的嘉兴而言具有重要启示.嘉兴要正确把握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的关系,紧密结合嘉兴经济社会实际,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协同发展,推进嘉兴品牌建设;把产业升级转型、城乡二元经济转型、创新转型和生态经济转型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浙江区域创新体系副中心建设;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培育嘉兴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一是滨海沿江发展轴,二是沪杭高铁嘉兴段的四个站点开发区,三是军民两用机场建设形成的临时产业集群.     

大部制框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研究

政府环境保护的实质在于：环保的实施不只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标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履行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其原因,并以大部制改革为框架,探索地方政府更好的履行环保职能的对策。     

技术引领下的近代工业、经济和社会变革

技术的变量之所以能为近代工业、经济和社会变革提供某种解释，是因为在近代生产方式的变化中的确包含了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若干重要影响；当然，技术变革的力量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一般不能脱离生产的宏观范畴而单独加以强调；一旦离开经济这个应用层面，离开了对生产方式的介入性描述，技术变革的意义也就难以显现，因此，必须把对技术的认知放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     

论政府导向型金融与市场导向型金融

摘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完全是替代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只是以社会权威机构的身份对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失衡进行调控,而且它自身也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员参与经济活动,其活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辅相承。政府行为导向金融作用于金融宏观调控,服务于货币政策目标;政府政策导向金融作用于政府社会经济发展偏好,服务于公共产品的建设和供给以增进社会福利。市场导向型金融是以权利作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和受供求关系影响的金融。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是研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而我国现行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因此,应从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科技体制创新、规范要素配置机制、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等七个方面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构。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就业差异——基于我国四大经济区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000～2009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扩展型C-D函数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与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是形成区域就业差异的长期原因。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对区域就业量的短期影响在四大经济区中又是不稳定的。因此,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特点,以就业优先为指导,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方向,才是实现就业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     

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突围与评判

中国经济自身固有的缺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使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刻不容缓、再无退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换政府职能、启动政府自身改革,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更要大胆突围;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其效果归根到底靠人民群众,决不能搞成政府部门的自我标榜、自娱自乐,构建以民生为主线的评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指标体系和制度设计是当务之急。     

安徽省税种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安徽省1994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对税种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降低人均生产总值,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资源税的经济效应不显著。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现行税制结构:有序推进"营改增",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体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增强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调节农业各税,培育农村大市场。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法调整机制探析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法不同的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法时处于当事人的身份,直接与相对一方发生物质交换关系,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身份有公权主体和私权主体之分,无论是哪一种身份,政府都是通过其"国库代表"与相对一方发生法律关系;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法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社会所有的财产(或称为国有资产);所规定的权利是社会财产所有权;确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法作为经济法部门法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