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经济的重要载体,中小城市是构筑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的重要支撑。要实现中小城市城镇化的科学发展,其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本文基于对中小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分别从3个方面探索性的提出,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径在于：产业优化升级、就业协同增长和城乡统筹发展,并突出强调了产业优化升级的主导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加快经济科学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本课题立足潍城区产业发展实际,对潍城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农业优化发展等提出合理建议,对于推动潍城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潍城区经济科学发展提供积极借鉴。     

黄宁:养老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支柱产业

观点"养老不能抛开市场和其他产业去独立存在,养老产业做得好,还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老龄化问题已迫在眉睫,养老产业作为健康产业重要的分支,又与现在推行的城镇化密不可分。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城镇化的过程,依托于经济发展,形成于建设开发,成长于社会服务,优化于持续提升。城镇化质量升级及发展,需要产业发展作为基本的动力。面对老龄化社会日趋严重的现状,养老产业与新城镇建设之间,     

完善配电网评估体系 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

<正>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科学推进城镇化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大大提高城乡居民电气化水平,促进用电平稳增长。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与农村电力需求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城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出发,构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多方程模型,利用199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严重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金融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效应,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具有较大的相互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分析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恶化明显,自然资源被掠夺,环境污染加剧。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人口集聚、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产业转移、技术进步和城市扩张等几种路径实现。文章通过理论分析了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路径,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验证影响路径的效应。其中,经济增长可以改善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人口集聚、收入增加、产业转移和城市扩张则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加剧。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需要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合理规划城市布局。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双核。中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可以作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理论层面,经济增长通过收入效应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则通过投资拉动机制、消费刺激机制、产业优化机制、创新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实证层面,选取1978～2012年城镇化率和人均GDP 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长期的均衡关系;选取200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和东、中、西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泰尔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的省际差异总体呈现缩小趋势。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工程造价行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前言：“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期间，以新能源、交通运输、区域发展、城市改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的基本建设，将保持基本建设投资的持续增长。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学编制工程造价行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市场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高抑制了技术创新,中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而且各地区核心技术创新指标不同,东部地区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实用新型与发明型,中部地区是外观设计型与发明型,西部是实用型与外观设计型;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在东、中两地区表现为正向作用,在西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各地区表现不同。最后综合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对促进产业升级呈现明显的正效应;从地区层面看,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影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中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通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升级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非都相当大,影响小的地区要及时挖掘其他创新源。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区工业技术创新力评价

地区工业技术创新力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知识创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转化能力、技术创新活力、技术创新绩效和创新支撑能力等6个方面。采用2002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以及20项指标,本文测算了各地区工业技术创新力指数,并据此将各省区市分为工业技术创新力较强、中等和较弱三种类型。从三大地带看,目前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力大体呈现出东高、中低、西中的格局。这说明,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工业技术创新力并不算太弱。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通过创造和转移知识推动创新。本文利用2005～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研究KIBS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影响,得出结论：整体上KIBS发展有助于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此外,KIBS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影响存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差异,相比于西部的消极影响,中、东部的KIBS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因此提出政策建议：积极引导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型,加速KIBS的发展;引进外商投资,培养高素质KIBS人才,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创新动力。     

研发人员激励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

知识经济背景下,研发人员成为企业创新的核心人才之一,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增强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针对企业中的研发人员,如何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对其进行激励,尤其是研究不同激励制度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的影响程度,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对研发人员激励制度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关内容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研发人员激励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影响程度假设,并以郑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股权激励制度和薪酬福利激励制度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明显,培训、发展和环境激励制度的影响次之,成就激励制度的影响最小,最终得出物质激励制度在研发人员心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科技金融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国2007~2016年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科技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力投入作为投入指标,以专利数量和新产品的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首先使用DEA方法计算了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政府支持、科技信贷和风投支持作为科技金融指标,使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均有所提升;科技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The nature of SME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 multi-scalar and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Recent work on SMEs and networks has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external co-operative ties in enhancing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se external ties provide resource constrained SMEs with access to a wider set of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source pooling.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SME innova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have used categorical measures to capture tie existence which, while providing some useful insights, largely fail to capture the strength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and/or the variety of relational directions in which co-operation occurs.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measurement deficiency and explore the SME innova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y designing and utilising measures that capture both the multi-scalar (strength) and multi-dimensional (variety) nature of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We then apply these measures to a survey of UK manufacturing SMEs. Data is obtained for 371 SMEs, and we then assess the innova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in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framework. We find that the strength of cooperative ties across a range of productive activities within the value chain are important facilitators for SME innovative capability; this is true for both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However, we find that SME co-operation with rivals (co-opeti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innovation. Our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supply chain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interested in enhancing innovation among SMEs. In particular, we argue that SME innovative activity benefits from good, close dyadic relations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while more generally policy should be geared towards nurturing and sustaining SME innovation net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