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在职消费与企业公司价值研究——基于实际控制人视角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比较关注高管货币薪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在职消费仅限于理论阐述。但是,在职消费在各国都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逐渐增多,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检验了管理层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性质和政府控制层级对其是效率促进抑或抑制作用。证据表明:(1)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与公司价值负相关;(2)国有性质加剧了两者间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控股公司存在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3)相对于中央控制企业,地方控制企业代理问题更为突出。     

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高管在职消费的定义,考察了高管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方式的有效性,理论分析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并提出了治理过度在职消费的相关政策,为深入研究高管在职消费相关的薪酬激励效果提出理论框架,解决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提出理论支持和措施建议。     

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问题探讨

在职消费在各国均普遍存在,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对该领域实证研究也在渐渐增多,对在职消费的认识不断深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国内外对在职消费对企业影响的主流观点,然后指出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中国发展几十年来,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的薪酬契约已经逐渐成为管理层获取个人利益的主要方式。针对在职消费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在职消费的名义挥霍了相当数量的国家和集体资金,有些资金通过在职消费的方式转化为管理人员薪金以外的收入,在职消费为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在职消费如果太超额会损害企业的利益,会影响企业的绩效。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拟探究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同时分析内部控制在公司管理控制系统当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建议与主要措施。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沪市Ａ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研究

基于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探究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并且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与自由现金流量有关,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未能有效抑制自由现金流对高管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仍需继续加强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代理观”与“效率观”的理论协调及其实证检验

为了协调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二者间的矛盾,将在职消费分解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并基于薪酬替代理论构建测度超额在职消费的经验模型,采用2007年～ 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平行面板数据检验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显示,超额在职消费在现实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其对企业价值会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职消费中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种形式,在涉及高管薪酬激励及其业绩后果的相关问题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计划协调术中关键路线的合理确定

计划协调技术简称PERT,它利用网络及找出关键路线来表示一个系统或某项计划的一种方法.因此,网络是某项整体计划的模型,关键路线的确定是重要内容之一.在非肯定型网络图中,为确定关键路线.通常有三种方法.计算时由于各影响因素变化不同.常发生其结果不相一致的矛盾.以致无法正确确定关键路线.本文将介绍一种“多因素综合计算法”将有关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以避免顾此失彼.不失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实用方法.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企业执行风险预警的智能化研究

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基础内容，企业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风险的预警和控制能力。传统的风险预警大多是依靠预先设定的风险指标体系定期进行人力评估，这样的评估是基于某一时点的静态数据和信息，评价指标和方法体系更新较慢，无法有效地把握企业风险的动态变化。我们在界定企业风险预警流程的基础上，提出利用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数据挖掘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执行风险预警智能化系统的理论框架，探讨对企业执行风险实现动态化跟踪预警的智能化方案。     

资本结构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资本结构体现不同资本主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债权和股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我国企业目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较高、国有股权主体虚拟化严重、负债契约缺乏刚性约束力、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只有从完善机构投资者、深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恢复债务融资的治理功能、拓宽中小股东行权渠道四方面入手,才能提高资本结构的公司治理效应。     

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治理研究

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特殊、复杂的财务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从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两者的概念界定入手,分析了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的方法,从而强化财务治理,以促使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内部审计定位研究

在内部审计演变的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审计经历了财务导向审计、业务导向审计、管理导向审计、风险导向审计以及现时的治理导向审计,即内部审计由管理层耳目演变成审计委员会耳目。作为保护受托责任履行的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内部审计通过连续一体的确认服务与咨询服务提高治理效率,保护以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行政型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改革的过程是企业治理模式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变的过程,即行政型治理弱化、经济型治理逐步强化的过程。本文针对行政型治理的表现(即资源配置行政化、经营目标行政化和人事任命行政化三个方面)提出5个相关假设,运用2006～2008年沪深两市1187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总体上行政型治理程度与公司绩效呈负向关系,但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转型背景下,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状况指标背后有多重影响因素,在多重力量作用下,合力方向及其显著性并不凸显。     

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债权治理的研究

以银行公司治理与传统公司治理的不同作为切入点,对银行债权治理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认为银行的债权治理缺失和监管问题正是由这些特殊性所引起的。针对这些问题,根据相关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政府的行政干预和保护是商业银行债权治理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应当建立合理的内部制约机制和完善的外部监管体系,以改进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从行政立法角度谈中国行政权力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作用力,就是使被支配者的意志服从于权力拥有者的意志,如果被支配者拒绝服从这种支配力量,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惩罚。在所有社会权力之中,行政权力最能体现权力的本质,因为它要借助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支配。作为行政管理的基础,行政权力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始终和各个方面,脱离行政权力的领导、决策、指挥、控制等等各个方面及其管理实施过程都是难以想象的。     

略论我国行政追偿主体的确定

行政追偿主体的确定是研究行政追偿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它具体涉及到谁追偿以及追偿谁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还有待完善。借鉴部分国家成功经验,应结合我国国情,确定具体情形下的行政追偿主体。     

基于系统科学的公司治理内部监督研究

我国二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形成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内部监督制度,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本文提出应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内部监督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基于该视角分析了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解决问题的建议。     

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高管人员的薪酬契约一直受到社会的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深了社会公众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关注程度。本文通过回顾国外近几年来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