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谜——-基于Ｂａｕｍａｌ模型扩展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我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该部门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及其较低的产出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服务业人均工资的相对提高不利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程度的加深和产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服务业就业吸纳方式转型和健康增长。服务业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增加服务业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同时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打破服务业就业增长依赖“双ｇ低水平陷阱”的状态;另外,还需要通过开放服务业垄断经营领域降低相对工资水平,防止“成本病”对服务业就业的负面作用。     

在岸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在岸服务外包的国际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二是制造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岸外包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促进在岸外包需要加快国有部门改革,解决服务外包发包动力问题;推进服务标准化,降低服务外包的监督成本;消除土地政策歧视,解决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问题;加强环境建设,解决服务外包的后顾之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的法理分析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身份权变动、权利转换及目的论等视角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进行学理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正当性,存在诸多法理障碍,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势必影响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城市户籍”不具有必然性。     

凝固与嬗变：中西方“义利观”演变路径比较分析

中西方“义利观”的起点基本相同：即都是“重义轻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在演进过程中,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使“整体主义”转变为“个体主义”、使“重义轻利”转变为“重利”和斯密的“义利统一”。在中国,由于一直没有发生过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整体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官本论一直压抑着人性论,“重义轻利”一直是主流意识,直到新时期邓小平的“义利观”才打破了这种约束,出现了“义利皆重”的统一观点,使义利关系在动态上达到了统一;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也向“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结合转化。     

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城市集聚度测算及其特征研究——基于21个城市的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的21个城市,使用区位商指数的方法测算了生产者服务业在我国城市中集聚的程度,并从整体层和地区层两个层面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城市集聚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城市集聚现象,但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并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资源特色。直辖市中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研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城市集聚度较高,而其他城市的生产者服务业并没有形成集聚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不同的城市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带动了制造业发展吗?——基于动态两部门模型的再检验

在生产组织变革与专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壮大,对制造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看做一个整体,通过构建纳入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并以2004~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明显推动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加100%可带来制造业产出提高219.5%;按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低于东部地区;在不同细分行业中,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制造业具有相对较强的正效应,但任一细分行业单独的外溢效应均明显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带动了制造业发展吗?———基于动态两部门模型的再检验/孙晓华 翟 钰 秦简

在生产组织变革与专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壮大,对制造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看做一个整体,通过构建纳入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并以2004-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明显推动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加100％可带来制造业产出提高219．5％;按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低于东部地区;在不同细分行业中,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制造业具有相对较强的正效应,但任一细分行业单独的外溢效应均明显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作用。     

组织内人际冲突处理模式述评

人际冲突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处于冲突中的个体往往“意见不合”,拥有“负面情绪”,且“恶意妨碍”对方实现目标。“传统观点”认为冲突具有负面影响,“人际关系观点”等则承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类别冲突还可能具有正面的作用。冲突观的变迁促进了冲突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冲突管理可分为双边治理和第三方治理,按不同的标准,冲突管理还可进一步分为多个维度及类别。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发展出一些量表用于冲突测量。     

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2003—2019年山东省16城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胶东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显著,而鲁南经济圈不显著;不同城市规模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均显著为正,Ⅰ型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最大;生产性服务多数行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仅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显著。     

“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在危机恢复期,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经济“方锥体”格局,并导致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国际化。我国经济总体形势持续向好,经济复苏进程加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财政支出仍存在波动性风险。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伞形”框架,即以市场为基础,以“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为“突破口”,以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效搭配为驱动的新机制。     

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法

运用份额偏离分析法考察2003～2007年间全国6个不同等级城市组（包括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城市等级正相关,这主要取决于生产性与消费性服务在高等级城市组（全国性大城市和区域性大城市）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尽管同期公共服务和事业性服务在低等级城市组（地级大、中、小城市）由于基数小而具有相对快的增速;就不同等级城市来说,全国性大城市生产性服务增长尤其迅速,优势明显;区域性大城市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增长较快,有一定的优势;省会级城市各项服务业平稳增长,特色不明显;地级城市组虽然公共服务和事业性服务增长较快,但服务业主体——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增长缓慢。     

科技支撑能力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科技支撑能力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国际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建立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模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2006至2011年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科技支撑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科技支撑能力的提高,然而科技支撑能力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行业层面分析,科技支撑能力对于诸如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地区层面分析,东部地区科技支撑能力对于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总体来看,相对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科技支撑能力的提高,完善科技支撑产业对于现代服务业部门的促进和渗透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服务行业信息技术使用特征将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划分为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和非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对服务业的影响要大于非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但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及其对服务业的影响相对滞后。应从提高服务业信息技术使用效率和促进信息技术密集服务业发展两个方面来提高服务业信息化水平,从而实现服务业可持续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内生与关联效应——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应用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中,该方法在深入探讨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可以考察产业的内生增长情况。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自身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大于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这在制造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其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同样不容忽视;第二,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高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与生产性服务业强有力地支持了制造业发展不无关系,相反,制造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不太明显;第三,从生产性服务业分部门来看,内生增长效应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趋于上升,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仍有待改善。关联效应方面,应注重增强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溢出能力;第四,制造业分部门中,内生效应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橡胶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绝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业。除纺织业、橡胶制品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其他行业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拉动力。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以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及发展趋势为论述基点,在阐述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耦合"现象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支撑体系不完善、体制性政策性约束等方面.进而,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

产业集聚是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一种必然现象。本文围绕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出发,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具体考察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区位熵、集中系数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衡量的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均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服务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广州、深圳和珠海服务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广州、深圳和珠海三市的服务业在过去十年都有较快增长,但在总量和速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广州增长最快、深圳次之。广州在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中占有较明显的优势;深圳在金融业中占有明显优势;珠海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占服务业中的比例较高。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中,在产业选择和发展策略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宜采取措施避免出现过度竞争和过度开放等问题,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和缓解财政压力。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1984--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本文采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协整关系,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是服务部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作用未完全显现出来。     

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分析

文章发现,从城市路径看,长三角不同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有所不同;从行业路径看,长三角各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水平存在差别.分析表明,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进行分析时,是否考虑城市(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文章还对长三角城市区位商居前的服务业行业给予了简要的讨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影响其升级有两个重要原因:制造业企业内部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分离降低了企业的装置成本并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且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地投入现代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整体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通过利用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四地以及全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比较,北京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能够较多地利用外部服务业的地区;利用北京等四地2000-2005年的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计量检验表明在四地外部服务业的发展都将有利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北京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0.64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