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过度投资会传染吗?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是近年来财务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文章利用2003~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信息传递理论"考虑行业过度投资水平对下一期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影响,并从"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两种角度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同行过度投资加剧下一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国有产权性质抑制同行过度投资对下一期公司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CEO权力增加同行过度投资对下一期公司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股价同步性抑制同行过度投资对过度投资的增加程度。此研究不仅丰富了同行效应和过度投资经济后果的研究,更为如何抑制过度投资、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参考价值。     

混合所有制、股权制衡与国企过度投资:基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的解释

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企过度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对于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权方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实施国有+外资混合股权结构以及国有+外资+民营混合股权结构,均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但当混合股权结构中只包含民营股东时,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则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经理人代理效应是混合股权制衡度影响国企过度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非效率投资问题的解释力相对更为有效.     

子女情况与企业创新投资——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22年沪深两市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考察企业家子女情况对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子女数量与企业创新投资负相关;对于育有非独生子女的企业家,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与其子女中男性占比正相关;对于育有独生子女的企业家,子女性别差异对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市场化程度会削弱企业家子女数量、子女中男性占比和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企业家子女数量与创新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仅在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样本中显著。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企业过度投资新视角:风险偏好与政治治理

以2007年～2012年沪深交易所4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家风险偏好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公司政治治理对过度投资和企业家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越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高;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相比没有政治治理的公司,具有政治治理的公司会削弱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表明,党组织(党委书记)参与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其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负债对过度投资有约束作用;非国有控股和现金股利能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但影响有限;经理持股与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增量融资与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其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资本市场,使其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     

管理者认知偏差、公司治理质量和过度投资——基于高持续性财务业绩的证据

根据行为和心理科学理论,当面对连续的成功时,人类倾向于将成功进行自我归因而导致过度自信。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3年的数据发现,由于自我归因偏差,投资前存在高业绩的过度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过度投资水平;进一步,投资前存在至少2年持续高业绩的过度投资样本,过度投资程度更加严重,其中,高业绩持续3年及以上样本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最为严重。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相关性。由此建议,在面对连续的成功时,高管于公司重大决策前需要注意自我归因偏差的影响。     

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对福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并将之与广东等周边省份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福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福建与周边省份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可以归结为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益两方面的差异.福建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在提高投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投资效益.     

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状况及其对策

非国有经济的外部资金主要由金融中介机构提供，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向非国有企业融资时的诸多障碍迫切要求其进行相应的信贷制度改革；正规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发展初期对非国有经济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逐渐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阻碍了进一步的融资；民间金融部门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资金有其特有的优势，但同时存在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产权异质视角下股权激励偏好与公司业绩研究——基于2006—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为视角，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偏好，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特征不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偏好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相同股权激励模式下，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与国有相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产权异质视角下股权激励偏好与公司业绩研究——基于2006—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为视角，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偏好，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特征不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偏好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相同股权激励模式下，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与国有相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新时代高质量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系研究

新时代提出的国有资本的"资本经营"与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资产经营",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时代背景、内在要求是有重要区别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系包含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运行机制、经营方式和管控模式。"管资本为主"基本授权链体系包括国资出资人机构对国有投资经营公司或直接控股的整体上市集团的授权;国有投资经营公司(或整体上市的国企控股集团)对出资企业的授权;集团公司内部对其他子公司的授权;例外授权。从改革实践视角看,通过对授权经营国有资本进行精细化的功能分类,界定国有资本经营谁有授予权、如何授权与授权程度,构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权责体系;通过优化国资战略布局和产业创新,改进国资授权经营的运行机制;通过完善清单治理模式,在授权基础上实施战略性有效监管,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耦合监管体系。     

风险投资与首次公开募股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的不断成熟与发展,风险投资在我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经营目标和行为对我国首次公开募股公司的经济行为和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以2010年11月12日之前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为样本,采用非参数检验和多元回归进行的分析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存在盈余管理现象,风险资本持股并不能减少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盈余管理的程度。     

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最新进展和矛盾分析

中国国有经济垄断性行业改革有所启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但“破垄”难度很大,要加大改革力度,突破垄断性行业的传统格局;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重组正在推进,但推进艰难,应继续推进,寻求国有资本的合理布局。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改革,要点有三：一是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和省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已经建立,介于国资委和国有实体企业之间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模式正在探索,国有资本“出资人角色”有待理顺;我们不仅要建立健全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而且要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及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体制。     

制度安排下的企业演变

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社会进步的关键。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存在价值的认识,也必须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认识。在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改制中,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发展的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对国有经济制度安排的推动作用,而且,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意义比我们原先预想的更为深远。     

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对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导致辖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增加,市场绩效降低,国有企业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强化了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文章还发现官员更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更替产生的"翻烧饼"效应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区,企业行为和绩效等效率的提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完善。     

不同所有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比较研究

与西方资本市场相比,所有权在中国股市中对企业财务行为和经营决策的影响可谓更加重要。本文以A股市场两大产权主体——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近七年的派现分配数据进行了分组比较研究。最终得出所有权差异、当期盈利水平与非派现分配程度对上市公司是否派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当期盈利水平、累计盈余水平和非派现分配程度对单位派现水平有显著影响。负债水平、货币支付能力和规模对企业派现分配的影响均不显著。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独资化趋势原因分析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独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认为这种趋势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跨国公司方面的内在原因，主要包括跨国公司自身经济变化、经营战略的转变、中外合作冲突加剧、跨国公司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的变化等5个方面。二是中国方面的外在原因，主要包括中国外资政策的变化、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