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保障的公共责任研究

非营利组织在介入社会保障领域以后，能否持久高效地为社会大众服务，是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研究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主体、客体是多元的；社会保障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表现形式有财务责任、过程责任、效益责任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导向的责任等。     

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综述

非营利组织蓬勃兴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应着力探索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引导其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尚不健全,实证研究尤其匮乏。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信息披露以及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国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效果,这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研究述评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性、服务性、互益性的非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实体。非营利组织作为现代社会一股活跃的力量正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系统结构,在提供公共服务、拓展公共领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然而,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方式既有共性的一面,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政府一方面把非营利组织看作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对其发展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又将其纳入实现社会公共使命的体系而成为伙伴关系,因而两者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特点。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期对认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有所补益。     

试论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审计

对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审计在实践工作中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开展绩效审计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的评价，以促进资源的管理者或经营者改进工作，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由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决定，绩效审计在搜集和评价过程中主要地运用了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技术，在开展绩效审计时候要注意克服评价标准，技术方法，审计证据以及审计人员素质等难点。     

信任产物和信任建构：中国非营利组织信任研究

非营利组织属于信任的产物。非营利组织产生后,需要通过外部信任体系和内部信任体系的建设提高自身的信任度。但是非营利组织的信任问题具有现实性。基于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内部信任体系和外部信任体系的建设,建立提升信任水平的社会结构。     

大陆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税收制度建设研究——基于海峡两岸的比较

诸多历史原因导致海峡两岸非营利组织税制存在差异。通过对海峡两岸的比较发现，大陆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税收制度的建设，仍然要坚持严格的征收管理，构建积极鼓励与消极抑制双管齐下的税收政策，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要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重点扶持；在禁止利润分配的原则下，对相关性收入不征税；加大捐赠税收政策的激励，优化纳税服务；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对利益冲突交易征收惩罚性税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强化监管责任。     

试析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危机

非营利组织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服务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职能转移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使得公众渐渐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究其原因,在非营利组织方面,主要是其管理缺乏责任机制;管理透明度不高,监管不严以及管理法律上的缺陷。在公众方面,主要是因为公众对社会的信任感认同程度不高。为使公众恢复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非营利组织、政府以及公众三个方面都要做出努力,形成一种互动。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角度,研究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财务信息,进而使得分析师能更加准确地预测企业的盈利情况。利用2009~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提升分析师对企业盈利预测的精准度。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以及外部治理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以及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正向关系更加显著。     

支撑起一片蔚蓝天空——非营利组织品牌建设研究

品牌在企业发展中的研究已比较深入,但在非营利组织中的研究较少。在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运作的今天,品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品牌经营是获得市场成功的保障,它同时是促进社会资源、自然资源进入新的组合方式的最佳平台。本文从非营利组织品牌内涵、研究意义入手,结合实例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品牌发展的建议。     

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本文研究了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率较低;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率较高;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控股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率更低,政治关联的非国有控股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率更高;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无论是在国有控股公司还是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均不显著。     

内部治理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影响探析--基于DEMATEL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组织的运营是一个复杂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受到规模、内部治理机构、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通过对湖南省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邵阳市、株洲市的实地调查,根据农户对内部治理机构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认知,采用DEMATEL方法,分析社员、理事会、经理、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四大因素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绩效中所起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社员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论非政府组织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支力量,在公共领域的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组织上、利益上的互补以及存在共同的治理空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合作,但是由于各自组织原则和文化关怀的不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     

中国汽车产业组织政策思考

企业自组织理论与产业组织政策理论为汽车产业组织制定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反思以往的产业组织政策,进入管制失效、过度保护、支持大企业政策落实不力、汽车消费政策不到位等问题突出。为优化汽车产业组织结构,今后汽车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汽车产业的行业管理体制;加快重点国有汽车企业产权改革;营造良好的汽车消费环境;为一些汽车厂商顺利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安排

内部控制来自企业组织内部,是伴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而发展,更确切的说是伴随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而发展成熟的。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密切,它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管理监控系统,是公司控制权的具体体现。在公司内部治理中,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降低交易费用是内部控制的本质。它与公司外部治理的关系(政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外部化。完善内部控制必须从公司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控制环境三方入手。     

政治关联视角下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在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政治关联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核心要素之一,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受到政治关联的多方制约。在政治关联视角下,基于上市银行业的治理数据,借助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性的检验揭示了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的微观机理,发现了董事长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存在着正向效应,并提出了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的改进措施。     

组织冗余、股权制衡和独立董事制度依赖

在组织行为和公司治理的视角下,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组织冗余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关系。结果表明,组织冗余增强了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比例的依赖,同时也削弱了公司对具有资源支持背景的独立董事的依赖。这一结果为代理理论的治理均衡逻辑提供了支持,有助于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中冗余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以及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的动机。     

我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优化路径选择的实证分析

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已成为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一种趋势,但由于各国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和经营环境不同,金融监管组织架构优化的路径选择也就有差异。影响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因素有体制因素、金融因素和治理因素。选取33个代表性国家样本,构建有序Logit模型对影响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有序蚴模型对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合适的,随著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混业经营的深入,中国应首先提高治理水平,然后逐渐整合金融监管机构,最终建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     

网络组织联合制裁机制的博弈思考

网络组织的有效治理依赖于一系列治理机制,企业之间的联合制裁便是其中的主要机制之一。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联合制裁机制的内涵、机理及其运用进行了分析,以期补充与完善网络组织治理理论。     

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企业集群边界问题研究

随着企业集群的迅猛发展,集群组织边界的识别与界定已成为实现企业集群有效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企业集群生产与交易活动中的企业能力、资产专有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等4个维度,对企业集群的组织边界进行了识别和界定,以期对企业集群的治理实践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获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体现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在于法律和政策管理错位,公益性社会组织欠缺合法性和自主性,内部治理和发展能力不足,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外部监督和评估机制不完善,活动偏离公益使命。为此,急需改善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强化其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健全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