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FDI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FDI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FDI抑制了就业增长,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促进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和FDI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省域环境规制对就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FDI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FDI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当地实际提高引资效率,积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转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就业——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3年~2014年20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单位就业与私营个体就业的作用方向和力度。结果表明:兼具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镇总体就业,而依据就业类型的进一步检验显示,环境规制会抑制单位就业而促进私营个体就业。因此,考虑就业性质差异,针对不同经济成分制定差异性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双赢的重要切入点。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 方法/过程 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分别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我国环境规制竞争衡平研究

环境规制竞争既可能促进环保,也可能导致污染转移等消极后果。国内外污染转移日益增多使得弱势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进而危害整个环境。为充分发挥各竞争主体的积极性,变消极环保为能动环保,应以衡平理念指导环境规制竞争。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环境规制竞争的体系,但还存在失衡问题。完善环境规制竞争体系,必须协调好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保护合理竞争和惩治非理性竞争的关系。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出口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存在的逐底竞争使得中国当前整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当前严格环境规制会抑制出口。目前,中国应该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采取措施改变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局面,尽快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改善和出口增加的共赢。     

环境管制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管制是政府环境保护的一种有力工具,企业是否选择更优的环境效率生产方式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环境管制力度的大小。本文在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0年的工业环境效率后,借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政府环境管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环境效率也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集聚现象,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因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低估了这一作用。由于排污费征收制度不尽合理以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目前排污费收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环境效率。因此,中国应根据区域间的空间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充分考虑相关产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科学地制定产业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形成跨区域间良好的环境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关于高校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策略性思考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直接关系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要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全面素质教育,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引导学生更新就业观念,大力开展刨业教育。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环境规制成为必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的设定,立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结果表明:中国与美、欧、日的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性。美、欧、日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完善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环境刑法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猖獗的环境犯罪,相关刑事法律的约束力和惩治力仍然显得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需要科学定位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适度增加危险犯的立法模式、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施更加有效的刑罚措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问题与对策

制约与影响我国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人力因素、物力因素与财力因素.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存在投入资本效率较低、企业对国家环境规制的响应度不高、政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提升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应该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节约利用资源,发展环境科技实现集约发展;高效利用资源,保障生态平衡实现循环发展.     

金融管制的产业经济学分析

本文借用可竞争市场理论 (特别是沉淀成本的概念 ) ,证明了合理的市场结构并不一定是有效结构 ,因而对合理市场结构要进行适度的管制 ;由于存贷款市场的沉淀成本较高 ,说明对存贷款市场的管制不能放松。本文认为 ,金融管制在历史上起到了避免破坏性竞争的作用 ,现在仍然需要金融管制发挥这种作用。金融管制的目的不是限制竞争和保护垄断 ,而是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公共投资与区域就业变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均衡就业量与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分别利用全国29个省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省份2002—2008年面板数据对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业存在较强的跨期路径依赖性；公路密度增加仅在短期内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人均普通中学拥有率增加在短期内对就业有挤出作用，但在长期中却存在更大反方向效应；同类公共投资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显示出一定区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