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保险开展效率研究——基于企业和区域的视角

本文利用BCC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分别从企业和区域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开展的效率。从企业样本分析结果来看,农业保险开展的效率总体不高。从区域实证结果来看,近五年来我国农业险整体效率偏低,但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我国农业大省的农业保险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但农险效率均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说明政策导向性在农业险的开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南省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机制

河南省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本文通过分析河南省金融支持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出目前河南省金融支持扶贫机制力度不够、金融扶贫针对性欠缺、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政策有待弥补出台,尤其是保险支持机制极度不健全等,针对性地对河南省金融支持农村精准扶贫的对策措施进行论证,找出河南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有效办法、给出合理性建议。     

浅析如何走出商业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困境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商业保险体系,利用商业保险优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本文就如何利用保险这一特殊的金融工具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提出了实现多样化、全面具体的保险保障服务的改革措施.     

农业保险助力扶贫防贫的实践与成效对比研究

农业是农户的衣食之源与生存之本,但农业易遭受多样自然风险的威胁,同时伴有技术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农户因此极易陷入深度贫困.农业保险具有天然的防贫属性和风险保障功能,可为其筑起一道防贫墙.本文在回顾保险扶贫政策的基础上,以宁夏、重庆、甘肃、广西和山西等五个地区的地方特色农业保险扶贫项目为例,对比分析了项目的覆盖范围与种类、...     

我国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模式选择探讨--以河南省为例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农业主产区,是拟建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重点支持的区域.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中产生的成功样板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的推广价值如何,需要结合各省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河南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以河南为例,对广大西部省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结论是农业保险合作社模式是最适合河南农业发展的保险模式.     

吉林省金融扶贫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做好扶贫工作对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对吉林省8个国家级贫困县金融扶贫实践的调研与跟踪,运用DEA-Tobit模型对吉林省贫困地区2012—2017年金融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评估,并针对实证结果提出进一步推进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思路和建议。研究认为,吉林省不同地区的金融扶贫效率差异较为明显,部分样本贫困县的金融扶贫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对金融扶贫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里,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均有助于金融扶贫效率的提高;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则会造成农村高素质人才和资本的外流,从而削弱金融扶贫绩效。     

河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反贫困的制度安排

反贫困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作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在非制度安排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起到了较好效果，成为相关法律、政策与制度的一项有益补充。当前，小额信贷扶贫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障碍，需要从政府等社会各个层面以政策、制度形式确定采取措施，以便对反贫困工作做出系统性安排．     

大数据驱动中国农村精准脱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虽然在大数据驱动下,中国农村精准脱贫攻坚战取得的成果显著,但是也有部分地区仍存在着完全依靠大数据进行扶贫。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因素则是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农村精准脱贫中的资源利用分配不均匀、在对农村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任务指标中存在着浓厚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数据驱动下农村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的痼疾。想要在大数据驱动下对农村精准脱贫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就必需积极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对于大数据扶贫中的监督问责机制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同时优化中国农村精准脱贫大数据平台的配置。     

产权性质、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与资本市场反应

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动因与方式选择及所引起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和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更积极，但两者精准扶贫方式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更倾向整合型精准扶贫，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则倾向慈善型精准扶贫。进一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产生了积极市场反应；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产生的市场反应更积极，尤其体现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同时，扶贫方式及扶贫持续性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有影响。     

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的黑龙江省农业保险研究

黑龙江省是一个屡遭自然灾害的农业大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对黑龙江省至关重要。运用有效需求理论对黑龙江省农业保险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其有效需求不足。为此黑龙江省政府首先应增加本省农民收入、培育农民风险意识、增加农业保险的险种来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逐步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补贴、提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规范农业险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农业保险分散机制来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最后建立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来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商业保险支持农村扶贫开发初探

商业保险支持农村扶贫开发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履行社会责任、促进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保险机制在支持农村扶贫开发中具有独特优势:可成倍放大扶贫资金效用,提高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调节利益分配关系,改善贫困地区的金融生态。保险业可从做好基础扶贫工作、参与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贫困地区灾害风险转移机制、参与贫困地区综合开发等方面在支持农村扶贫开发事业。     

吉林省金融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不仅肩负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还要将剩余5001户、1006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此,应以中央及地方颁布的各项扶贫政策为依据,结合省内金融扶贫的现有模式和实际情况,对金融助推吉林省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吉林省金融扶贫提供对策建议。     

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研究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对中国扶贫开发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减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减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可以说,发展方式转变的快慢影响和决定着减贫效率的提升程度。快速跟进的后续产业以及尽力避免贫困人口失业是扶贫的关键。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迅速增强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效果研究——基于生存分析视角

目的/意义新农合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有效缓解农户的因病致贫？缓解作用程度如何？哪些因素又会制约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厘清这些问题是完善新农合制度、保障新农合目标顺利实施的前提。 方法/过程 基于生存分析视角,采用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数据,对新农合的贫困缓解效果及其异质性展开研究。 结果/结论 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因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医疗服务供给状况而存在差异:在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供给状况较好的地区,新农合显著降低了农户因疾病陷入贫困的风险;而在道路状况较差、没有公共汽车站、医疗床位数和医务人员数较少的农村地区,新农合对农户因病致贫的缓解作用不显著。以上外部环境因素对新农合反贫困效果有一定限制。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探讨

生态补偿机制是进行京津冀农业合作的新利益平台,是集生态服务、补偿扶贫与农业合作为一体推动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实现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合作的途径有:农产品生态标识、技术项目扶贫补偿、上下游节水补偿、退耕还林补偿。基于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合作的影响因素,我们应在制度、政策、扶贫、物流、农业产业链和农业布局,节水补偿、生态品牌和生态移民及异地开发等方面进行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区域合作。     

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减贫治理中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能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梳理总结建党100年来中国的减贫经验与特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1921~2021年间与扶贫密切相关的中央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象征及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出发，运用NVivo11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进行文本挖掘与分析，探索中国减贫治理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扶贫政策的模式特点，并对这些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应用与启示进行探讨。     

贫困县何以摘帽——脱贫攻坚中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

脱贫攻坚战中，一种新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将项目与资金的审批权下放到县，给予贫困县充分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权，解决了原来"事权"和"财力"错配的问题。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特殊官员管理方法，将贫困县主政官员从常规政治锦标赛中退出，并进入一场以贫困县退出摘帽为目标的"脱贫攻坚资格赛"。在这场资格赛中，中央通过脱贫成效考核挂钩晋升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此外，中央还引入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解决了委托代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针对特殊任务的特殊国家治理模式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目标治理的效率，再次丰富了中国治理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