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货币政策：基于异质性家庭的视角——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应该纳入收入不平等吗？

收入不平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需要着力解决。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收入不平等的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在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货币政策机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并且货币政策当局对收入不平等越敏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越显著。因此,我国近年来推行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引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显著存在收入不平等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当局应将收入不平等纳入货币政策盯住目标,这需要科学度量收入不平等,并坚持按货币政策规则行事。     

收入不平等与个人所得税再分配

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评估模型,使用个人所得税面板数据,估计了个人所得税系统1997年到2006年的再分配功能。研究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呈现出累退性,它在扩大可观测总收入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以消费基尼系数近似表达的真实不平等也存在一定的显著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在逃税的情况下,税收再分配可能增加实际收入不平等;在较为民主的环境中,税收再分配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货币政策与不平等

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五个,分别是收入构成渠道、金融市场分割渠道、投资组合渠道、储蓄再分配渠道以及工资异质性渠道。宽松货币政策不是导致不平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否会加大不平等取决于经济初始条件,资产价格变化是影响短期不平等的主要机制。政策建议方面,一是经济低迷时期仍应坚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二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应注意不平等问题,三是应通过其他政策减轻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不利影响,四是应防止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经济增长理论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到底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会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文章从新增长理论视角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收入不平等会减少投资机会;二是收入不平等会降低借款人努力程度,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负向涓滴效应：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恶化

负向涓滴效应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向项层高收入者积聚,中下阶层收入恶化的现象。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以涓滴效应为主,从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产生负向涓滴效应,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向涓滴效应出现的原因是消费的棘轮效应、住房市场的畸形发展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我国也存在经济增长的成果难以惠及下层群众的现象,其形成原因与制度安排不合理有关。负向涓滴效应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分配理论失败,说明单靠市场本身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议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前景。应当树立以民为本的经济建设宗旨，促使区域经济平衡增长，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努力实现有利于公平的经济增长。     

浅论收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分配——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数据的计量研究收入、收入不平等分配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得出结论,即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对储蓄率的贡献明显变小,而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收入不平等分配对收入有一定的正效应.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年—2010年的数据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说中的主流学术议题之一,也是当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基本话题,但对于其关系,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急剧恶化并带来了一些问题,分析该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采用1978年—2010年的数据,对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及拐点所在位置。     

财政政策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影响最新研究成果的政策启示

在对近期文献资料中关于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其研究结论对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现状的政策启示,提出改革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析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作用

构建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冲击的城镇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化发展则有助于减轻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述效应由于受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劳动需求弹性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应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加富有弹性。     

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与中国对策——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构建一个含名义与实际刚性、带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模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及中国的应对之策。通过贝叶斯估计与数值模拟发现：美联储加息后国内利率将呈“驼峰”状上升,汇率即期大幅贬值,远期小幅升值。汇率贬值使进口需求锐减,出口需求骤增,国内通胀高企。实际利率上升使居民消费产生跨期替代,国内消费持续低迷;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由于金融加速器效应,国内投资锐减。因此,美联储加息使国内总需求降低,出口需求增加,净产出增加,同时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进一步的福利绩效分析表明,若货币当局实行单一最优货币规则可有效提高社会福利。基于此,提出货币政策调控与汇率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中资产价格的作用及其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通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汇率影响公司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决策,并最终影响经济。假定资产价格对货币传导会产生作用,中央银行可以使用这些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是,尽管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管理中的重要性,中央银行以资产价格为货币政策目标也可能会导致更坏的经济后果并可能侵蚀中央银行独立性。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房价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消费效应实证研究——基于SVAR模型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包含货币政策到房地产价格的传导和房地产价格到实体经济的传导两个环节。运用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变量通过房价作用于消费的传导过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从货币政策到房价的传导是通畅的,而房价到消费的传导并不通畅;房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存在一定的阻梗,总体传导效率不高。     

贵州省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采用基尼系数、阿鲁瓦利亚指数、库兹涅茨指数和不良指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分别分析了近几年贵州省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分析结果显示,贵州省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大致合理,而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呈现扩大趋势。     

基于MCI视角的货币政策估计:以马来西亚为例

基于强调利率平价重要作用的货币状况指数(MCI)的视角,试图为开放型新兴市场经济估计一个最优货币政策模型,其目的是阐明内部和外部平衡的重要性和提供分析基础.通过估计利率和汇率对产出缺口的相关影响及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的权重可以估计最优货币状况指数.用多种方法检验产出缺口的适度性,其被估计权重是1.6:1,它可以用来阐述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新形态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失衡——基于跨国截面和中关贸易数据的实证

基于“服务-制造”这一新形态的国际分工,本文利用2005年跨国截面和中关贸易时间序列数据对国际经济失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对汇率、（政府、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而言,无论是跨国截面还是中关贸易时间序列数据均显示,“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才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后危机时代改善国际经济失衡,我国应着力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着力改善收入分配,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中美贸易失衡、次贷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基于中间选民模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基于中间选民模型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间选民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由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如果中间选民拥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丰裕国家的中间选民将会支持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会导致更加严厉的贸易政策.分析表明,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大部分人收入相对下降,贫富差距拉大,中间选民拥有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与原本存在的贸易逆差带来的失业问题叠加,导致其选择更加激进的保护贸易政策.选民的经济利益与政客的政治利益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周期性选举造成美国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大选来临时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往往成为焦点问题.     

服务业革命:中国的战略意义与政策取向

以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服务业在一国经济贸易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本文论述了服务业革命的涵义,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中国服务业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前景,并讨论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通货膨胀目标制宜于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吗?——基于弹性目标规则分析框架

从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工具及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及通货膨胀指标的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并以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发现,我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所需要的条件,因而,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我国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货币政策仍宜于将货币供应数量和价格作为混合使用的政策调控目标。虽然目前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施通胀目标制的条件,但是大部分条件很快就可以满足,因此,在不彻底改变现行政策的前提下,可考虑先作为"影子政策",并切实稳步推行相关制度的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