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的转变,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将租金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降低;通过对财产性收入中各分项收入的分解测算发现,租金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计征个税后,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负债、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风险偏好是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变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需要培养投资理财意识,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     

交通、教育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路密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表现出门槛特征和非对称性;受教育程度与公路密度的交叉项对农村居民收入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但在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作用大小有差异;劳动力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随公路密度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而变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在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上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转移和劳动配置优化创造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     

中国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的衡量与防范

中国家庭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社会负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趋向多样化,同时受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和超前消费理念的影响,家庭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家庭负债成为家庭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家庭金融债务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过高的家庭债务则可能成为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析家庭金融债务的现状,通过拟定衡量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进行估计,并就如何应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提出多方面建议。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家庭信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基于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借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信贷支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相对较少;在影响家庭贷款可得性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资产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城乡家庭之间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信贷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贷款的收入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中并不明显。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问题的思考

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始于＂普九＂时代,呈现出债务数额大,负债面广,地区差异大,管理混乱等特点,其消极影响不断暴露,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与二元经济结构及财政体制、教育行政主体及学校财务管理、教育经费管理及教育筹资困难等多方面有关。需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债务管理,保障偿债资金供给;加强学校财务管理和财务审计;依法治债,建立有效的债务责任机制以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问题。     

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分析

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较为稳定,内生性对其不构成显著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与企业规模正相关,与企业财务实力、资本结构负相关,与其他因素没有显著关系.对债务期限和成长性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应对成长机会变化的工具是财务杠杆而不是债务期限.代理成本理论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     

债权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影响企业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因素非常多,本文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可能影响企业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14个因素,分别是:资产期限、成长性、企业质量、管制行业、企业规模、资产折旧、信息不对称、利率、财务杠杆、企业价值波动性、自由现金流量、信用级别、非债务税盾。     

地方政府债务最适规模的数理分析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问题，已经成为潜在的财政风险。亟需在矛盾爆发之前，适度控制债务规模，防患于未然。本文从债务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负担出发，探讨债务与国民收入和财政的内在关系，从而构建数学模型，论证地方政府新一期债务适量规模以及最佳债务规模，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债实践。     

我国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研究

自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空前扩大,于是我国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国债的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两类指标体系出发,实证分析了我国国债的规模及其经济负担,并运用国债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二十年的国债负担率作了动态预测,揭示出我国国债仍有巨大的潜力,说明我国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下负债和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全部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在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下分析公司负债和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证回归结果发现: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与投资在资不抵债和资可抵债的上市公司当中分别表现出互补和替代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强度在资不抵债上市公司中不起作用,但它和产品市场竞争策略类型却对资可抵债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并且在不同营业利润率类别当中表现出差异性效应。     

次按危机及我国金融市场的借鉴

美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在发生次按危机，及时研究浮动利率按揭贷款比重增加和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程度加深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动趋势，以及在这两个趋势中，次级按揭债中的风险共振、风险的集中和放大过程，次按证券化过程参与方对风险的失察和忽视，以及这些产品市场交易缺乏产生的价值不透明等因素在引发和推动危机中的作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基于资产净值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问题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政治激励的负面影响,以及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利用“资产净值”分析后发现,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资产净值”为正,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尚可持续,但债务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防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演变成债务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成因与风险化解分析

自2010年审计报告首次披露地方政府债务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及其风险获得全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呈现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特点,部分地区债务负担重、风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产生与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治理机制、债务管理等问题密切相关,必须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财政体制、官员考核晋升机制、政府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化解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发挥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