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域经济绿色发展评价——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导向的绿色发展是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引入势效系数改进扩展C-D生产函数进而建立GTFP模型,测算2008—2019年我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TFP,并对我国省域绿色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GTFP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3.37%,整体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高;我国区域GTFP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大但呈缩小趋势,而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较小但呈扩大趋势;我国省域GTFP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快北慢"态势。"十四五"时期,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GTFP引导地方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绿富同兴";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协调绿色发展;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助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     

中国双向FDI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视角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双向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接着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中国2004~2013年29个省份的绿色TFP进行再测算。在此基础上,全面控制影响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并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总体和分区域双向FDI的生产率(TFP)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IFDI显著抑制了中国总体和中部地区的绿色TFP增长,OFDI则显著提升了中国总体和东部地区的绿色TFP水平。此外,人均GRP、研发投入、公众的环保意识、禀赋结构、环境规制等对中国总体和分区域的绿色TFP的影响也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9—2018年农业绿色TFP增长的技术进步产出偏向分解

在中国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将农业主要水污染物（总氮和总磷）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基于RD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模型测算并分解1999—2018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指数,进一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产出偏向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增长率持续提高,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产出偏向性并总体上偏向绿色产出（即偏向减少污染物排放）,表现为技术进步偏向减少总氮和总磷排放的省份数波动上升以及各区域的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都有所提升,但也存在时空差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提高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而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会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应从农业支持政策、环境规制、绿色技术供给、农业生产者发展等多方面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程度,以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已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它在区域层面上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测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四大经济区域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其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在东北地区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各级政府应坚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合理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布局,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进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中国南北方经济分化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一个需要重视的新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南北经济增长出现分化现象,体现在GDP增速、投资增速、净出口差额、产业增加值比重等方面出现较大差异。基于GDP增速的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2013年之前的全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由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增速自然换挡导致的,而2013年以后则主要是由北方的资源型和重工业省份导致的。本轮南北经济分化现象,大宗商品价格的超预期下跌是其直接原因,而在中国长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所形成的南北分工格局,是其根本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选取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指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不同经济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差异根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缓慢增长—间断性降低—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区域差异表现出波浪式递减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程度、旅游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尚未发挥出正向作用。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构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选用熵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等差异性指标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均等化程度，并引入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特征。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以2013年为转折点，呈现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扮演着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绿色生产与资源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区域差异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收敛性，上、中游地区β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存在着上、中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追赶效应"；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亚太地区“绿色增长”研究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环境和资源压力,绿色增长是实现经济和环境共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其提出受到了广泛关注。要实现亚太地区绿色增长,需转变传统增长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要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绿色增长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实践范例,推动环境保护技术研发、承接和转移,并发挥各组织在＂绿色增长＂的作用。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使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方法测度了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包含3种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在构造3种污染物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它们对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及构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维持着较高的环境技术效率,全国平均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保持2%左右的增长,且地区差距明显;(2)对3种污染物的检验显示,只有对固体废物的规制满足波特假说"双赢"效果;(3)各地区的检验呈现不同的特点,对西部地区的检验仅能反映较弱的影响。     

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基于已有研究不考虑环境污染或者仅以单一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采用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法将五种主要污染物合成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SBM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合理性和优点,测算了1996～2009年我国各省市区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这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现实;八大经济区环境约束下的TFP差异显著,样本考察期内,南部沿海的环境TFP最高,大西北居第二,北部沿海居第三,后面依次为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综合、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各区域环境TFP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实行的环境管制政策措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分省看,广东、海南、青海一直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份均远离前沿面。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研发强度、政府环境保护力度及企业环境管制能力都对提高环境TF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则对环境TFP的提高起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究竟是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还是仅仅是短期效应？对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从短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存在一定的传导过程;从长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受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且因行业异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长短期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本文据此提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水平,根据行业异质性特点和长短期影响特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为例

目的/意义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于寻找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非常重要。 方法/过程选择索洛残差法,运用Johansen的MLE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1978—2015年宁夏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估算宁夏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宁夏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呈负相关;宁夏的企业研发投资少,创新能力不足;二、三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较大。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