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减缓了农村贫困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地区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农村信贷资金投放这一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形成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拉动而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对其农村地区贫困减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并不能减缓农村贫困,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发展效应较大的地区差异在政策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金融设施与家庭收入——基于京津冀地区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京津冀的样本数据，研究社区金融设施数量和占比状况，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金融设施分布不均衡，且城乡分布差异很大。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设施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社区家庭平均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设施对京津冀地区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设施对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因此，要使金融设施惠及农村等贫困地区，以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获得性。     

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水平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金融包容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进而促进居民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农村金融包容水平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包容发展总体水平较低,且存在“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区域差异;农村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并且农村金融包容水平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大（西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当农民受到健康冲击时,当地农村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冲其健康状况的恶化。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包容发展,在提升农村金融包容整体水平的同时缩小区域差异;要通过金融创新使更多的农民得到更多的健康保障,以金融包容发展抑制和消除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研究

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繁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ESP）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使用数字终端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16%，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与缓解信息约束的渠道助力农户创业；代际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中青年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释放农户创业潜力的重要抓手。     

能力差异视角下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地区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以及不同参与能力水平农户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农户的参与能力水平远低于非贫困农户,且参与行为有着明显的能力依赖特征,导致低能力水平的贫困农户存在参与不足的情况。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参与的农户比没有参与农户的贫困发生几率低10.11%。基于不同参与能力农户的进一步比较发现,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作用有着明显的"益弱性"特征,同时对于低能力水平农户又有着一定的"门槛"约束。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采用Probit模型对中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信贷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解析了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高收入、中等收入与...     

金融知识促进了“以房创业”吗——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重点研究金融知识对利用自有房产进行生产经营的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利用自有房产进行创业。通货膨胀知识和投资风险认知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的自有房产创业参与，而利率知识却对其有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不显著。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低学历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利用自有房产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低于中部但系数不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知识会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而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抑制。金融知识水平提高可以增强家庭的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传统风险规避意识对创业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困境的现状下，金融知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大大提高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信贷约束对企业家才能的实现。     

我国区域金融包容水平的俱乐部收敛研究——采用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

金融包容旨在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能够以一个负担得起的成本、适时适地地获得金融服务。基于对我国30个省市区2006—2013年综合金融包容指数（IFI）的测度,运用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其区域敛散性,结果显示：我国区域金融包容水平存在着三个收敛俱乐部,大多数省份属于水平较低的俱乐部,且俱乐部的地理划分并非简单地服从于东、中、西部。进一步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经济规模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属于金融包容水平较高层次俱乐部的概率就越大;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属于金融包容水平低层次俱乐部的概率越大。较低层次俱乐部的地区要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处于同一个俱乐部的地区应加强经济合作和信息技术合作。     

吉林省金融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不仅肩负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还要将剩余5001户、1006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此,应以中央及地方颁布的各项扶贫政策为依据,结合省内金融扶贫的现有模式和实际情况,对金融助推吉林省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吉林省金融扶贫提供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农村小额信贷既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工具,可以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紧张状况,促进三农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由于目前农村小额信贷在理论上、实践上仍然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其运作不尽如人意。本文首先分析了小额信贷的现状,其次分析了小额信贷公司的存在问题,最后科学地分析了小额信贷公司可持续发展及解决方法。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解读中国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农村外生金融与内生金融的比较

中国农户有着丰富的内涵,其特征决定着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在农户贷款的来源、金融机构贷款的成本和风险等方面相对于外生金融机构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诱致性变迁自下而上内生出的农村金融方式能够较好的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从金融发展、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入手,基于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其次,农村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贫困度,进而导致金融扶贫力度的降低。另外,金融规模的扩大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当产业结构优化优势发挥出来后,其又会对金融规模产生显著的反哺作用。     

PPP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最好方法,PPP模式可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在精准扶贫中采用PPP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激活社会资本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降低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和扶贫项目的风险。同时,在将PPP应用到精准扶贫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绩效考核,加强教育宣传和合理分担风险与利益,以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效益

土地是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本,土地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中的关键,关乎脱贫成效。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本文采用重庆酉阳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数据,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探讨农地流转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脱贫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通过为搬迁户带来土地租金收入、促进家庭生产要素优化和劳动力合力配置正向促进搬迁户脱贫,非农就业这个逻辑中发挥中介作用,村干部政策执行则在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之间起调节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过程中,要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要素合理流动,加大村干部主动执行政策的力度,不断带动搬迁户非农就业,夯实永续脱贫之本。     

寻计残疾人家庭脱贫与小康建设———基于中残联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世界银行的家庭贫困脆弱性定义和家庭消费理论,使用2007-2012年残疾人联合会抽样调查数据,对7266个家庭户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消费模型估计和贫困脆弱性计算,并对2010年国务院“两个建设”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价。研究发现,该项政策实施后,残疾人家庭贫困脆弱性整体上明显降低。智力残疾、教育水平低、生活在西部地区以及农村的残疾人所在家庭贫困脆弱性较高,这种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制定和贯彻残疾人扶持政策过程中应分类规划、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