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价制下新股“三高”发行与IPO抑价研究——基于发行人与机构投资者新股定价博弈的视角

国内A股IPO抑价和国外成熟市场的IPO抑价有所不同,表现为新股“三高”发行后仍存在IPO高抑价即新股上市超额收益。对此,提供了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视角,即IPO公司和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关于新股定价的信号博弈,不存在分离均衡,仅存在混同均衡：高质量公司和低质量公司都选择高溢价发行策略,而有定价权的机构投资者对溢价发行的最佳反应是高报价申购。     

IPO抑价研究述评：制度监管与投资者引导

IPO抑价是指新股发行定价存在低估现象,表现为新股发行价明显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上市首日即能获得显著超额回报的现象。IPO抑价是由制度失效与供需失衡、承销商的自利作用、市场泡沫与投资者非理性、企业质量与抑价弥补等原因造成的。可采取市场化的监管手段、投资者心理引导等措施来降低IPO高抑价,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承销商作用与中国股市IPO抑价

以我国股市开始以来到2005年底的所有IPO新股共1332家为研究样本,分四个阶段对承销商作用与IPO抑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发现承销商的确影响了中国股市的IPO抑价,具体表现为大型券商所承销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IPO新股抑价较低,券商的实力和声誉影响了上市等待期的长短,承销商和证券咨询机构对IPO新股的宣传能够对IPO抑价产生有效的影响,股市初期阶段非主流券商寻租导致的IPO抑价更高。     

询价监管与承销商分析师市场影响力——来自科创板IPO的经验证据

针对注册制下新股发行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压价”现象,监管机构通过加强网下询价监管,以规范询价机构的报价行为。文章以2019—2022年487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询价监管新规前后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询价监管新规后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显著下降。横截面结果显示,当承销商声誉较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更差时,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在询价监管新规后下降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询价监管新规发布后,承销商分析师预测价格更加乐观,机构投资者报价的离散程度更大。文章拓展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影响的文献,为进一步完善注册制下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IPO定价中的抑价现象:理论与实证

IPO(首次公开发行)定价中的新股抑价现象是IPO发行定价中的异常现象之一,一般指新股在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远低于新股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具体表现是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巨幅上扬,上市首日即可获得显著的超额回报.本文从对新股抑价现象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建立探讨新股抑价原因的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出形成新股抑价现象的内部机制以及各个因素与新股抑价的关系.最后分析新股抑价现象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降低新股抑价、提高发行市场效率有一些帮助.     

IPO定价中的抑价现象:理论与实证

IPO(首次公开发行)定价中的新股抑价现象是IPO发行定价中的异常现象之一,一般指新股在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远低于新股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具体表现是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巨幅上扬,上市首日即可获得显著的超额回报.本文从对新股抑价现象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建立探讨新股抑价原因的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出形成新股抑价现象的内部机制以及各个因素与新股抑价的关系.最后分析新股抑价现象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降低新股抑价、提高发行市场效率有一些帮助.     

中国IPO超额抑价的成因分解与再检验——来自沪深A股核准—询价发行的经验证据

以IPO核准—询价制度为切入点,构建了IPO供需分析框架,并引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IPO询价效率进行了定量估算,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中国IPO超额抑价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与再检验。结果表明,发行人、承销商和机构投资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使得我国IPO整体上表现为发行抑价,但实际抑价水平仅为12.9%,这一结果支持了定价效率观,而并不符合租金分配观。同时,政府管制溢价和二级市场溢价分别使得IPO新股高出其发行价格的55.6%和2.6%。实证结果不仅支持了供给管制假说,还表明股票定价的市场化必须以供给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供需双方才能通过直接交易和博弈机制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定价。     

A股新股上市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IPO抑价发行是目前国内外资本市场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而我国证券市场新股上市超额收益率过高的现象较为严重。以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之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股票为样本,以上市时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和上市当日证券市场的基本情况为数据来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这些新上市公司上市首日超额收益的多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做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IPO发行抑价（新股上市首日超额收益）主要与市场指数、筹资规模、发行价以及首日换手率有关,与流通股比例并无太大关系。对此,应合理制定发行价,尝试摆脱市盈率的定价模式,结合公司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来进行定价,以满足投资者不同投资偏好的需求,从而降低首日抑价水平;预防证券市场过热,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新股上市。     

网络讨论、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

通过对投资者网络讨论信息进行独特的整理分析,构建了反映投资者情绪的三个指标,即投资者关注度、投资者乐观情绪与投资者意见分歧,研究了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者关注度与IPO抑价显著正相关,并且与上市首日换手率也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揭示了网络讨论对于IPO首日表现的预测作用,为解释IPO抑价之谜提供...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股权分置改革与股票IPO超额收益实证研究

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股市新股首次公开发行的超额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对206只样本股票全体和根据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或之后上市及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分类研究,结果显示：新股上市首日具有显著的超额收益;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没能降低IPO抑价水平;深交所新股上市首目的回报率比上交所偏高一些。     

我国A股IPO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证研究

IPO是国际证券市场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PO抑价及定价上,对IPO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研究不多.本文考察了我国A股市场2000～2001年间所有IPO公司募集资金后业绩的中长期变化及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IPO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提高,并且大多数指标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VC/PE-BACKED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VC/PE投资机构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协助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实现企业和自身投资活动的增值。我国创业板市场刚成立不久,IPO抑价现象明显,并且在其上市的公司背后大都有VC/PE投资机构支持。因此本文就VC/PE-BACKED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度影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探究VC/PE-BACKED是否对IPO抑价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在研究得出VC/PE-BACKED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度具有一定影响的基础上,对影响VC/PE-BACKED上市公司IPO抑价度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IPO抑价比较研究

以2009年恢复新股发行至2012年IPO新规出台为节点,基于曼一惠特尼U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新规出台前后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抑价率进行了计算与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在2009至2012年新规出台前,主板与中小板、主板与创业板的IPO抑价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小板与创业板之间IPO抑价率不存在显著差异;2012年新规出台后三个市场之间的IPO抑价率差异性不显著。2012年IPO新规出台前后,主板自身的IPO抑价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IPO抑价率均存在显著差异。     

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实证研究

重启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弊端,抑制首日超额收益过高等异常现象？文章选取我国IPO重启以后发行的新股作为样本,从信息的不对称、承销商的声誉、我国特殊的新股发行制度以及我国投资者的情绪四个角度对我国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力图从一级市场发行价格确定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形成两个环节来解释我国的IPO首日超额收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促进我国的上市公司对IPO进行合理定价,优化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     

IPO高抑价之谜：“租金分配观”还是“定价效率观”？——基于2005-2012年数据

对中国IPO极高的抑价现象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定价效率观”和“租金分配观”。以2005—2012年A股IPO公司作为样本,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租金分配观”只在2005-2008年成立,在2009-2012年不成立;“定价效率观”则能更好地解释2005年实施询价配售制度以来中国IPO抑价率的变化。     

我国上市公司IPO后的经营业绩变化——一种新的审计质量衡量方法

对独立审计质量的评判,可以采用一种新的审计质量衡量方法,即根据上市公司IPO后经营业绩的变化程度来衡量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通过分析上市公司IPO后经营业绩变化的趋势,可以直接检验外部审计质量对IPO公司经营业绩变化的影响程度。检验结果表明,由"十大"和"非十大"审计的IPO公司的经营业绩(股权收益率)变化趋势具有显著性差异,核准制与审批制下IPO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显著性变化,而分别由"四大"合资所和本土大所审计的两组研究样本的经营业绩变化无显著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IPO寻租实证分析

以寻租理论为基础,以我国证券市场2012年IPO公司为样本,以IPO公司管理费用率（GLFL）为被解释变量,以IPO公司财务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板块、所有权性质为解释变量,以募集资金对数为控制变量,建立logisfic模型对影响IPO公司寻租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IPO公司越不倾向于寻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IPO公司越倾向于寻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越倾向于IPO寻租;IPO公司前十大股东有国有股东的能够削弱其寻租意愿;公司IPO募集资金的多少与其是否通过寻租手段上市没有相关性。     

IPO制度改革、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以1993~2015年我国A股IPO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IPO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盈余管理在两者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除额度管理到指标管理阶段改革没有对IPO定价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阶段改革均有效提高了短窗口期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制度改革降低了中长期窗口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制度改革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和牛熊市期间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不相同。研究结论为IPO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对IPO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投资银行声誉与IPO超额回报率相关分析

国外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投资银行声誉与IPO超额回报率负相关。本文选择2002~2006年在沪深证券市场发行上市的股票为样本,同时考虑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及股权分置等证券市场制度改革的影响,分时段、分市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声誉型投资银行相对普通投资银行所承销的股票具有较高的平均抑价率,就声誉型投资银行内部而言,其声誉水平与IPO抑价率呈负相关,但其关系并不显著,即投资银行声誉假说在我国不成立。     

IPO制度改革、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以1993~2015年我国A股IPO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IPO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盈余管理在两者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除额度管理到指标管理阶段改革没有对IPO定价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阶段改革均有效提高了短窗口期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制度改革降低了中长期窗口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制度改革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和牛熊市期间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不相同。研究结论为IPO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对IPO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