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2017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在构建农村公共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为总供给、生产类供给和生活类供给,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农村公共产品三类指标的供给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供给水平和生产类公共产品水平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提升,生活类公共产品并未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存在供给水平不足的情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地区应首先保障生产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等供给的财政支出力度;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充裕的地区,应将供给方向转到生活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未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侧重于提高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补助等生活类公共产品的比重。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本文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角度出发,建立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发现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并提出了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观察和评价社会公正程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和未来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需求。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在介绍我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及相关经济社会影响进行整体评价,分析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原因,倡导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以减轻农民负担的、城乡一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关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探讨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关系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稳定。然而。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并不乐观。文章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诸多困境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博弈机制与政策选择——基于“无嫉妒主义”公平观念的角度

目前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不足,这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之间、富裕居民和相对贫困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有很大的关系。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应以"无嫉妒公平"为标准。各级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     

浅析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的提高,而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又直接影响着我们国民经济和社会水平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总结出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为改革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巨大阻力,不符合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需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同时剖析了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且从有效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路径,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重构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需求多元化的矛盾成为影响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本文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内容、原因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现实需求,阐述了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与层次,提出了重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要加强政府的作用,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取消农业税,是2006年我国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旨在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维持农村生活的和谐稳定。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取消农业税也对我国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和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在阐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取消农村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建设新农村及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本文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措施.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几点看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单一依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显然是有缺陷的。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第三方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洽谈制度,推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听证制度等方法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培育与激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有效的政府责任

供给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拓展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但是,由于多元供给主体缺乏培育与激励,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供给缺乏整体效能。在中国诸多供给主体中,政府有着特殊的责任定位。培育和激励供给主体多元有效供给,保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积极性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原因:理论探析——非均衡经济学的视角

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村公共品不足的原因的研究缺少深入规范的理论分析.因此,将非均衡经济学中的理论分析方法引入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给出了政府供给公共品不足的理论模型,印证了我国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从金融发展、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入手,基于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其次,农村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贫困度,进而导致金融扶贫力度的降低。另外,金融规模的扩大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当产业结构优化优势发挥出来后,其又会对金融规模产生显著的反哺作用。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证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环节的基本理论出发,基于"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则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可以从消费的角度进行衡量.以收入为自变量的农民七大类消费品支出函数模型可以评价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相对供给效率.经过实证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中最短缺的是交通通讯,其次是医疗保健,然后才是文化娱乐教育服务.这反映出农民目前公共产品需求中的发展型和物质型的需求意愿强于精神型的需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