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沪市Ａ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腐败治理能改善国企高管双重激励的效率吗?——基于高官落马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A股301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反腐败治理中高官落马如何改变国企高管显性货币薪酬与隐性超额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率。结果表明,与央企的双重激励对公司业绩始终无明显影响不同,位于高官落马人数越多地区的地方国企,其超额在职消费对业绩的激励效率越高,但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率却越低,且该现象突出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后。这是因为地方国企高管在高官落马的震慑下更倾向于用显性激励替代隐性激励。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高官落马人数多的地区,地方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最终实现业绩增长。文章结论表明,反腐败仅是提高国企隐性激励效率的治标之策,只有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环境,方能从根本上提高国企高管整体激励效率。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影响机制,并探究了产权性质、规模、市场竞争程度、融资约束、管理层薪酬及控制权激励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二,研发投入在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政策在国有、规模较大、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管理层薪酬激励或者控制权激励较强的企业中实施效果较好.据此,本文针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     

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的比较分析

从理论上看,国际多元化战略和行业多元化战略与管理层薪酬激励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对管理层薪酬激励存在显著的交叉效应;但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受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调节.实证研究则发现,国际多元化显著提高了管理层薪酬水平,而行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二者对管理层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的交叉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会调节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     

中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基于2003年至2009年A股市场381家中小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债务约束与中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总体上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性的方向与控股人性质密切相关。我们还发现,两职合一、国有控股、股权集中度等与企业绩效是正相关的,独立董事的引入可能会降低中小上市公司的绩效。另外,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都是有效的,同时应当缩小管理层内部的薪酬差距。     

并购频率与管理层私利——基于过度自信视角的经验分析

依据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委托代理等基本理论,以我国上市公司过度自信管理层发起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并购频率是否会影响管理层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水平,并利用非参检验方法进一步检验并购频率与公司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发现,有着过度自信管理层的上市公司的并购频率与管理层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表明过度自信管理层更可能是出于谋取个人私利动机而发起高频率的并购活动,而频繁并购后上市公司绩效却呈现降低趋势。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探析管理层激励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需要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又往往以企业实现的绩效为依据,而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会计盈余有很大的影响。于是,高层管理人员可能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影响会计盈余,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利用企业最新薪酬制度及在新财务制度,分析企业高管层激励如何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     

高管激励、监管风险与公司税负——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对于管理层激励效果的实现路径仍有争议,同时也较少从内部决策者层面上观察避税决策的形成机理,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研究对管理层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通过对薪酬、股权两种激励方式的研究发现,随着管理层激励的增强,高管人员愿意承担更大避税风险以进行避税活动,表现为企业实际税负水平降低和节税水平的提高。本文还发现,管理层自身对外部风险也在进行权衡和评估,外部激励并不是影响管理层行为的唯一因素。通过构造外部监管风险的指标,发现激励效应在监管较弱的环境下更显著,意味着上述激励效应受外部风险影响,企业避税决策是管理层综合考虑外部风险以及外部激励后的权衡结果。本文是国内首篇研究管理层激励如何影响避税行为的文献,将为进一步研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间接参考。     

CEO继任来源、高管团队重组与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基于高管行为整合理论对CEO变更情境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CEO发生变更的情况下,高管团队重组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且高管团队重组会削弱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这可理解为企业为了抑制高管团队重组对高管团队合作的破坏行为,在高管团队发生重组时,会尽可能地缩小高管薪酬差距以促进高管行为快速整合.此外,相对于内部继任,当CEO为外部继任时,高管团队重组对锦标赛作用的削弱程度相对更大一些,即外部继任的CEO其所面对的高管行为整合程度要远大于内部继任的情形.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民有职业和身份两个层次上的涵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在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失地农民开始出现。在经济现实与制度跟进不对称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表明，土地产权模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以及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混乱等是造成失地农民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失地农民被边缘化了。为此，改革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经验数据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司业绩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安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角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工资收入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薪酬差距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长期薪酬激励不显著,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不明显。     

薪酬激励差异分析:工资薪金与股票期权

工资薪金和股票期权是现代企业员工薪酬激励的两种重要形式。两种薪酬激励在属性、效应、适用的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多项差异。了解并掌握这些差异,有利于企业所有者从两种薪酬激励的风险程度、激励效应和税负水平出发,结合企业实际运营情况和目标水平,建立最有效的薪酬激励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及政策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经营和使用权。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和使用权限。与此同时,国家还逐步完善了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办法和程序以及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办法。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在土地产权、政府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流转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还应进一步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完善征地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     

物权角度下对当前不动产征收补偿范围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不动产征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国在立法思想上对私人财产权的轻视,导致征收过程中,不动产权利人的权益难以受到合理保护。该文从物权角度对现行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通过对国内外征收补偿范围横向比较的研究,进一步梳理国内不动产征收补偿范围的结构,最后建立以物权为核心的征收补偿体系。     

为什么公有企业控制权形成相反的激励

本文命题的提出,直接缘于张维迎与周其仁关于控制权回报的积极与消极之歧见。所给出的解释是,经理在相应控制企业中投入较多自有人力资本,就形成积极激励,反之则带来消极激励。这一假说的背景是公有企业控制权,它最初由强权安排,后来由交易界定。由交易界定的控制权安排,处于各有关当事人的博弈状态,其中存在着控制权的公共领域,能否控制企业取决于这个公共领域利用上的比较优势,占优者一般为企业自有资本的较大投入者,他因此获得的担保为他成功地实现公共领域的利用。所以,投入较多人力资本的企业经理获得企业控制权,并形成激励的自增强机制;反之,由政府投入而获任命或者较少投入人力资本于企业的经理,则把控制权当作谋取在职利益的手段。     

企业经营者声誉激励效应研究

通过分析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企业经营者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声誉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一定时期内,在声誉效应的激励机制下,经营者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对企业的运作是有效率的。     

投资者关系管理、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金字塔结构控制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嵌入效应,尤其是在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现金流权公司价值效应的调节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严重分离,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的家族上市公司中,作为内部人的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