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定价合理性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上市融资在企业筹资、利用资金方面的巨大优势,而目前针对市场化全流通情况下的IPO定价合理性的研究比较少.针对IPO的发行价格,通过对公司价值变量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研究公司价值变量对价格的解释能力,以此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化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研究表明,我国实行询价制度以后,IPO发行价格基本反映了公司的内在价值,IPO定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国创业板IPO定价效率研究——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在询价制下,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发行价格由发行人、承销商、询价对象及投资者等多方共同决定。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考虑IPO定价过程中的折价效应和溢价效应,对创业板IPO定价效率进行度量,结果表明:在2009年10月30日～2012年6月30日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定价过程中存在折价效应和溢价效应,但折价效应大于溢价效应,即创业板IPO整体表现为发行折价。平均折价幅度为6.58%,折价幅度较小,表明国内创业板IPO定价效率较高;且平均折价水平呈下降趋势,即创业板IPO的定价效率不断提高。     

创业资本、IPO抑价与创业板定价效率

IPO抑价度过高、新股定价效率偏低是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选取2009年10月23日到2013年12月31日创业板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横截面多元回归等方法,结合我国创业板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对IPO抑价和新股定价效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定价效率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总体仍偏低;影响创业板新股定价效率的主要市场因素,包括市场投机气氛、市场热度、市场供求状况、承销商声誉等四个方面。研究结论对治理创业板高抑价、提升IPO定价效率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企业的股票定价问题研究

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要依赖价格的有效性,股票定价有市场定价和微观定价。通过选取戈登模型与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股票发行定价不合理、发行定价普遍过高、股票发行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结论。应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善投资主体结构;加快金融创新,建立股指期货市场,化解系统性风险,保持市场的多变性等措施解决股票定价问题。     

创业投资对企业IPO定价效率与发行成本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创业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创业投资参与对企业IPO定价效率与发行成本的影响。对355家全样本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投资参与企业表现出较高的IPO抑价程度,定价效率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创业投资机构普遍较为年轻,认证作用不显著,"逐名动机"效应较强等原因引起的。进一步对169家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创业投资的声誉一旦建立,对于缩短企业上市年限和降低发行成本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IPO超额抑价的成因分解与再检验——来自沪深A股核准—询价发行的经验证据

以IPO核准—询价制度为切入点,构建了IPO供需分析框架,并引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IPO询价效率进行了定量估算,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中国IPO超额抑价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与再检验。结果表明,发行人、承销商和机构投资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使得我国IPO整体上表现为发行抑价,但实际抑价水平仅为12.9%,这一结果支持了定价效率观,而并不符合租金分配观。同时,政府管制溢价和二级市场溢价分别使得IPO新股高出其发行价格的55.6%和2.6%。实证结果不仅支持了供给管制假说,还表明股票定价的市场化必须以供给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供需双方才能通过直接交易和博弈机制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定价。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

实施注册制是我国资本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IPO定价效率有显著影响。基于创业板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换的变革，研究发现注册制会显著降低IPO抑价率，提升IPO定价效率；注册制对信息披露水平及中介机构的定价效用均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注册制改革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本市场IPO抑价率较高的问题，为全面实施注册制，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创业板上市公司ESG表现与股票定价效率——基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研究

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作为全球范围内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对股票市场运行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下ESG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机理尚未达成共识。文章以2009—2022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其ESG表现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了投资者关注度在这一影响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ESG表现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积累企业声誉资本,提升股票定价效率;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创业板公司股票定价效率对上层同群公司ESG表现的敏感性要强于对同层同群公司ESG表现的敏感性,说明主板公司ESG表现对创业板公司投资策略调整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关注度的提高会强化公司ESG表现对股票定价效率的正向影响,而个体投资者关注度的提高会削弱这一正向影响效应;对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环境敏感度较高的样本公司来说,ESG表现对股票定价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补充现有ESG报告等非财务信息披露在股市运行中所承担角色的相关理论有一定价值。     

IPO制度改革、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以1993~2015年我国A股IPO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IPO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盈余管理在两者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除额度管理到指标管理阶段改革没有对IPO定价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阶段改革均有效提高了短窗口期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制度改革降低了中长期窗口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制度改革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和牛熊市期间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不相同。研究结论为IPO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对IPO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IPO制度改革、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以1993~2015年我国A股IPO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IPO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了盈余管理在两者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除额度管理到指标管理阶段改革没有对IPO定价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阶段改革均有效提高了短窗口期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IPO制度改革降低了中长期窗口的IPO定价效率,并且IPO制度改革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和牛熊市期间对IPO定价效率的作用并不相同。研究结论为IPO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对IPO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实证研究

重启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弊端,抑制首日超额收益过高等异常现象？文章选取我国IPO重启以后发行的新股作为样本,从信息的不对称、承销商的声誉、我国特殊的新股发行制度以及我国投资者的情绪四个角度对我国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力图从一级市场发行价格确定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形成两个环节来解释我国的IPO首日超额收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促进我国的上市公司对IPO进行合理定价,优化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     

我国沪深A股IPO折价问题再研究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沪深A股IPO折价现象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沪深A股IPO的折价程度不断减弱,定价逐渐趋于理性。实证分析中只有网上超额认购倍数、发行日与上市日之间的间隔期和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定价发行方式对IPO折价程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股票发行定价方式的改变是影响我国A股IPO折价程度高的主要原因。     

IPO高抑价之谜：“租金分配观”还是“定价效率观”？——基于2005-2012年数据

对中国IPO极高的抑价现象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定价效率观”和“租金分配观”。以2005—2012年A股IPO公司作为样本,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租金分配观”只在2005-2008年成立,在2009-2012年不成立;“定价效率观”则能更好地解释2005年实施询价配售制度以来中国IPO抑价率的变化。     

公司IPO动机及定价研究述评

本文对公司IPO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首先就公司上市动机的两种理论即生命周期理论与市场时机理论进行了研究。然后就IPO定价问题,分为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对称两种情形进行了评述,并对中国的股票市场作了实证分析,证明我国股票市场也存在着初始收益率偏高的现象。最后,本文结合公司上市首日的交易价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IPO定价的研究应结合发行价与首日交易价格进行。     

国际市场价格传导途径、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与世界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分析国际市场价格向国内传导的理论路径和影响价格传导的具体因素,根据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为应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从宏观层面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建立国内大宗商品战略储备机制、努力实现国际间反通胀的协调配合等对策建议。     

投资者关注家族企业控制权风险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的考察

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