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84年成立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生活质量在逐步提高.到2000年,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居民住房明显改善,居民的身体素质提高,居民的精神面貌好,所有这些都表明居民生活质量总体上显著提高.但笔者对其全面分析后发现在许多方面仍存在问题,开发区居民生活质量尚未全面提高.为全面提高开发区居民生活质量,必须继续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寻找新的消费热点,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继续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居民即期消费.     

外地人口流入与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影响政府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因素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居民再分配偏好数据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外地人口比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外地人口流入显著抑制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受外地人口流入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居民,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机制研究表明,外地人口流入对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具有异质性传导机制。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通过提升本地居民的风险规避偏好和降低本地居民的公平信念强化了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另一方面,外地人口流入也会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向上流动预期和降低本地居民的群体信任来抑制本地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基于多元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持续而快速增长,正确分析这一现象的利弊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本文详细分析了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水平对我国居民储蓄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实际利率与居民储蓄成反向增长、物价的下降会引起居民储蓄的增加、体制性因素对居民储蓄有正面影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合理引导居民储蓄行为的对策建议.     

住房价格与居民风险偏好

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住房价格对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房价水平和房价上涨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具体而言,在房价水平高、房价增幅大的地区,居民的主观风险偏好态度和客观风险偏好行为显著提高;当居民没有住房贷款、对房屋具有完全产权时,房价对居民的风险偏好影响更强;居民健康状况和拥有房屋数量对房价与居民风险偏好关系的调节效应相对较弱;区域性住房价格与居民股市参与度的关系,也进一步表明住房价格能显著提高居民的风险偏好。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对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居民储蓄存款理论函数和计量模型。利用1995—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居民储蓄主要由收入水平和物价指数决定,收入水平与居民储蓄明显正相关,而物价指数与居民储蓄呈总体负相关。     

镇江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配结构调查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财富不断累积,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总量和结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微观的视角研究居民叠融资产构成和影响因素凸显重要。基于镇江市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问卷数据,我们研究发现：储蓄依然在镇江市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基金、股票、国债和保险;居民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和收人水平等特征对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有明显的影响。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状况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是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积极主动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定、管理及运作的行为和过程。通过研究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的理论,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事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分析居民参与和社区建设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参与主体、参与路径等居民参与问题,进一步探讨出发展居民参与管理、强化社区相关功能以及提高社区相应治理能力的相关对策。即处理好政府、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各类社区组织,建立层级分离的社区工作体系,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自治的组织管理体系。     

我国自然人居民身份确定的规则及改进

判定一个纳税人是否为本国的税收居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于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权的国家来说,只有确定某纳税人是本国的税收居民才能对其行使居民管辖权,因此,判定纳税人的居民身份是一国正确行使居民管辖权的前提。其次,一国与他国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一般只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双方的税收居民,所以,只有判定纳税人是本国的税收居民,该纳税人才能享受本国或对方缔约国在协定中提供的税收利益。文章详细剖析了自然人居民身份认定的国际标准及我国自然人认定的具体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和谐社会中的居民生活质量宏观因素分析

本文从居民生活质量的概念出发,探究居民生活质量的宏观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生活质量就越高,但并不总是显著的正相关;国家政策的倾斜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是通过受教育形成并提高的.本文还认为,价格上涨、人口数量过多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会抑制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浅谈居民住宅的火灾原因、特点及防范措施

本文首先论述了居民住宅火灾的常见成因,接着从防火角度分析了居民住宅火灾的特点,最后提出的防止居民住宅火灾的措施和做好居民住宅防火的意义.     

近十年来陕西居民生活质量时空变化研究

文章在对居民生活质量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考虑到部分历史数据的不可获得性,结合陕西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状况,建立陕西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能反映西部大开发政策近十年来实施情况的2000年和2009年这两个年份相关数据为依据,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确定权重方法,对陕西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定量化评价,进而对近十年来陕西居民生活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西安市一直位居榜首,商洛市一直位居榜尾,并总结出陕西省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特点有三:(1)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差异显著,并将不断加大;(2)各地市居民生活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区域居民生活质量分级格局仍以关中第一,陕北、陕南等级发生变化。最后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乡贤信任的前因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以乡贤信任为前因变量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作用模型,共获取434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而且能够通过弱化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乡贤信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机制具有前导作用,乡贤信任分别正向影响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乡贤信任负向影响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乡贤信任与居民参与意愿之间存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多重中介作用。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以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为例

应用定量分析手段,比较不同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差异,深入探讨影响不同旅游地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感知因子。通过对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三个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调查,运用因子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九寨沟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整体评价更好,更支持旅游业发展;周庄居民对旅游开发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感知相对较弱,而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相对较强。回归方程揭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赖以及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正面感知是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最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居民感知与态度可以看作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示器,今后应逐步建立基于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旅游地管理评价体系。     

南京市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信息的使用对居民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是开展居民时空行为特征研究的重要基础。以南京市居民个人移动信息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等方法研究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和影响因素,分析了南京市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大部分居民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集中在0.3—0.5之间,调查样本的移动信息化水平指数总体上呈正态分布规律;在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相对集聚的地区移动信息化水平相对较高,移动信息技术对产业的布局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移动信息化水平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年龄、月收入、学历对移动信息化水平影响较大。     

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区域格局

利用描述分析、相关分析与Logit出计量分析方法,结合10743份有效调查问卷,探讨中国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区域格局。研究发现：中国国内各地区居民的出游意愿已普遍较高且影响因素较多,休闲度假、游览观光是居民出游最关键的目的,经济收入、闲暇时间有限是制约居民出游的最关键原因,各地区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沿海地区已进入休闲度假引导居民出游的时代,内陆大部分地区居民出游仍出于游览观光需求。应以提升旅游消费能力和旅游产业竞争力作为引导居民出游的关键因素,优化以休闲度假、游览观光为主体的多样化旅游项目,重点改善旅游信息缺乏、旅游市场混乱、旅行社服务不满意等限制居民出游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居民负债增长、金融风险与高杠杆率下的负债结构调整

本文将居民负债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居民、企业、银行的杠杆率约束,深入探讨居民负债变化的根源,研究居民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债务刺激经济增长背后蕴藏的金融风险.研究发现:(1)现阶段中国居民负债适度增长能够促进需求增长,减小金融摩擦,有利于经济增长;(2)部分企业背负了过高的债务,长期来看,企业负债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直接推动企业去杠杆将在短期内带来较强的负面经济波动,为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应将适度提高居民负债以挤出企业负债作为负债结构调整的策略;(3)居民负债增长所带来的边际金融风险较小,适度提高居民负债能促进经济增长且不会使经济累积较多内生脆弱性.同时,为进一步减小居民负债增长带来的金融风险,应以提高居民信贷参与率为主要方法.     

香江百年移民潮

香港作为移民社会,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不但有许多中国居民从内地移居香港,有不少香港居民称居海外,而且也有一些已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回流香港,持续百年的移民潮是香港社会生活的特色之一.在1991年的户口统计中,中国籍(包括香港的英国属土居民)战友96.99%,外国籍人口达24.5万人,战4.5%.其中英联邦国家籍居民战友12.1%,在英联邦国家籍居民中,英国籍居民16000人,印度居民15300入.非英联邦国家籍居民战友1.80%,其中菲律宾籍居民36800人;美国籍居民14000人.此外,1991年在香港还有越南船民52036人     

居民短期总资产配置结构与对冲通胀能力研究

本文对居民短期财富增长对冲通货膨胀的理论进行梳理,随后搜集并整理出2000-2013年我国居民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增长的季度数据.通过Eviews、Mircofit软件,对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对冲通货膨胀的能力建立解释方程,并运用ADL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长期居民财富增长同通货膨胀变动存在某种特定的均衡关系,表现为居民金融财富增长对冲预期内通货膨胀具有显著性,且方向一致;居民实物资产对冲预期外通货膨胀的能力较预期内通货膨胀大,但显著性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取决于滞后期数.近年来我国居民财富虽增幅巨大,数据表明居民财富增长对冲通货膨胀的能力有限,但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居民对冲通胀能力的提升.     

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构建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破坏5个方面,对旅游扶贫试验区阜平县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1)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与旅游扶贫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生态环境破坏与满意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居民思想进步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态环境破坏、个人能力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而居住条件改善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较弱。(2)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对旅游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研究揭示出,必须将解放居民的思想作为关键的扶贫内容,真正让贫困群众有参与感、成就感、尊严感。同时,要加强政策扶持,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