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人权保障意义及构建探微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庭审过程高效集中地进行，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为此专门设置了庭前会议制度。但由于我国审批资源存在不足，且关于该项制度的规定又过于原则化，导致庭前会议制度应具有的人权保障的价值意义并未真正实现。对此，我国未来的刑事庭前会议的建构流程应从规范庭前程序、优化设置庭前法官等方面入手，以真正实现新法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发回重审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同时通过完善证据、辩护、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审判程序等具体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司法人权的实际保障。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制度的规定存在的缺陷，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发回重审制度做出修改，从“有次数限制”的发回重审和发回重发“不得加重刑罚”两个方面来加强“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事庭前全案移送制度的回归

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送案卷的方式上回归了1979年的庭前全案移送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才能实现庭审实质化.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侦查人员在特定情况下的出庭作证制度，对于规范侦查活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保障程序公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司法实务中仍存在着诸多疑问和难题，故值得加以探讨。     

论公司的司法解散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请求人民法院司法解散的问题,此项制度的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公司解散制度方面的重大突破,具有必要性,对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立法对于司法解散的规定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应加以改进。     

论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完善——以A市法院的调研结果为样板

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引入了社区矫正制度，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进行了更细致的规定。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又进一步规定了社区矫正。实践中．谊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本文以A市法院的调研结果为样板．论述了法院参与机制的完善。     

我国大陆与澳门特区刑事回避理由的比较研究

刑事回避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立法中均有体现。我国大陆和澳门特区在各自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专门章节规定了回避制度，而刑事回避理由作为刑事回避的前提条件，被法律加以明确规范。对比两部法典中回避理由的异同，对于立法与司法实践均有借鉴意义。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成为了改革的核心与重点。在程序上，证人是否出庭关系到直接言词原则是否使用；在实体上．证人是否出庭关系到法院是否能够核实证据、查明案情从而得以正确裁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长期存在“证人不愿出庭，不敢出庭”的现象。针对该现象，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了完善。笔者在下文中简要分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抑制刑讯逼供的立法思考

刑讯逼供是一种古老的、野蛮的审讯方法．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项屡禁不止的顽症。我国《刑法》第247条对刑讯逼供罪作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和改善这一状况已成为刑事诉讼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乃至世界上大多数重视保障人权的国家始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分析及提出解决的立法对策．对于抑制刑讯逼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浅析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源于英国的少年司法程序,它是刑事司法领域维护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该制度并作出积极应对。对于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指定辩护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我们应正确认识其与法律援助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法制不断健全的进程中,完善指定辩护制度是必要的。     

在冲突与缺失中前行——论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之背景障碍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十分必要,但《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面对冲突和缺失,我们应当做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一致;健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可预期的被告人认罪程序。     

如何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以互联网时代有效打击职务犯罪为视域

第二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互联网时代检察机关在证据的收集、保存和运用等方面遇到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在Web2.0时代,如何进一步适应网络特点,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新规定。提出网络时代运用电子证据,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浅析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程序作了特别的规定，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不成熟的特点，因此，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也要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诉讼程序。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合适成年人在场”这一制度法定化，从而进一步的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对待和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罪犯的刑事政策的考虑。     

伦理视角解读我国证人免证权制度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规定明确规定了部分近亲属的免证权，虽然规定仍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在填补免证权立法缺陷上无疑是一大进步。证人免证制度体现了法律温情的一面，可以避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法与情的尴尬，本文试从伦理视角入手，依托期待可能性和价值冲突理论解读证人免证制度。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刑事和解重构的几点思考

2012年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有着追求社会和谐、注重社会参与、对现行刑事司法体系的补充等契合点;应当吸收恢复性司法有益成分,如刑事和解参与人范围扩大、专门调解人设立、加害人承担责任形式多元化,促进其功效更好的发挥。     

刑事和解协议中的履行方案保障需要加以规范

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但是刑事和解协议履行方案的保障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解答，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效果也因为此问题收到“束缚”。该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规定出发，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等三个阶段探索性地回答了如何保障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方案。     

浅析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对基层控申检察工作的影响和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已实施半年时间，本次的修改主要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进行了完善，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新的进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以来控申工作有了更加宽阔的发展领域，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部民主化科学化的刑事法典──浅谈新刑事诉讼法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新《刑诉法）｝对原《刑诉法》做了较大的修改，由原来的164条增至226条，改动110处。这是对《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来进行的重大修改，也是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举措。新《刑诉法》在各项程序、制度和措施方面较原《刑诉法》更加具体和完善。废除了原有的一些不符合法制原则的制度和措施，改革和增设了一些新的程序和制度，扩充了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既改善和加强了惩罚犯罪的措施和手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各诉讼参与人研究——基于新《刑事诉讼法》视角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近两年司法改革的成果,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速裁程序等写入法律,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中,想要真正实现其制度设计初衷,必须清晰认识各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价值及应有权利。一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之实现;二是充分赋予并保障律师的独立价值;三是重视被害人参与价值及诉讼地位和权利的认定。以上三项缺一不可,方可更好地实现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