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通过对河南省育龄人口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找出了年龄对再次生育意愿的影响关系和户口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关系,并从描述统计中了解到受访者年龄范围、学历、性别等与生育的关系。对生育意愿的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河南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和下阶段生育行为进行预测。     

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回顾总结生育意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生育意愿的变化和影响因素,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提出了中国特色生育意愿研究的思路和方向,认为中国特色的生育意愿理论是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     

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生育及生育意愿研究

根据实地调查资料与结合历年统计资料,对新疆的五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人口的生育状况及生育意愿进行综合分析,其结论是多孩率高;初育年龄有明显提高;早育率下降;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尚有差距;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少要孩子的主要理由是响应国家号召.     

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生育意愿——来自代际交叠模型的证明

理解技术变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代际交叠(OverlappingGenerations,OLG)模型中引入互联网设施，且使得生育决策内生化，推演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原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以期从人口趋势变动的角度理解互联网对于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互联网偏好程度的提高会通过“时间挤出机制”与“机会成本机制”两个机制的实现来降低其生育意愿。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增加了个体劳动参与而挤出了抚养子代的时间，另一方面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却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前者被称为“时间挤出机制”，后者被称为“机会成本机制”，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个体生育意愿，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未婚女性和农村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当正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通过发展课后或假期托幼机构、降低女性职场歧视等方式抑制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为了解“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三孩生育可能性并分析人口学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采用问卷法对15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和生育意愿情况，发现大学生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9±0.52个、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48±0.88个，打算生育三孩的比例仅为5.5%,18%的大学生选择不生。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的计划生育数更多（P=0.003）、生育三孩可能性更大（P=0.000）；结婚时间越早、对孩子喜欢程度越高，计划生育数就越多（P=0.003,P=0.000），三孩生育的可能性也更大（P=0.000,P=0.000）；农村大学生更有可能生育一孩和二孩（P=0.003），但在三孩上差异不显著。因此，“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三孩生育可能性较小。在新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家庭消费结构、住房状况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备受关注，而政策的优化与配套支持措施都需要充分考虑居民主体的生育意愿。为探究家庭生活一般性特征与生孩意愿的关系，本文从探讨住房状况和消费结构影响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原因与机制，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住房状况提升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存在挤入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入效应大于住房状况；住房状况方面，产权归属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现住房面积。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望子成龙、机会不平等与生育意愿

文章认为，我国的低生育意愿嵌入在“望子成龙”的文化背景和机会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中；子女的成就会给居民带来荣耀和满足，但由于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付出同等努力程度后子女却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成就或回报；这时，由于子女成就的不确定性，生育意愿将受到抑制。不仅如此，从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效果看，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社会必要养育成本和收入水平均对该抑制效果有重要影响。基于CGSS等数据，本文对系列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了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在更换模型设定、重新测算机会不平等和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检验后，证实两者存在稳健的因果关系；（2）从影响渠道看，机会不平等会降低预期子女成就，进而抑制居民生育意愿；（3）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越高，意愿生育水平越低；但即使降低了社会必要养育成本，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仍存在，甚至在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较低时，其边际作用更大；（4）从其他调节变量看，工资收入提升可缓解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则加剧其抑制效果。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生育意愿偏低的特征事实，并拓展了对机会不平等及其影响的研...     

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

作为青壮年劳动力大军中体量位于前列的灵活就业人员，既是新业态从业保障体系建设的焦点，又是生育潜力释放的重要来源。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探讨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参保行为方面，“养儿防老”的传统生养观念在实际中演化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增保防啃的动力，社会养老保险尚未有效发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作用。第二，在生育意愿方面，虽然获得养老保障显著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三胎及多胎孩子的意愿，但社会养老保险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的养老保障预期依旧没有改变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养儿防老”的依赖。第三，在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方面，相较于商业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生育的保障预期对老年风险的分摊效应也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的参保上。上述结论预示着，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能直接纾解社会养老的压力，生育政策也并非引导生育意愿的唯一途径。应不断推进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与完善，使其与家庭养老形成良性互补，消除民众的养老顾虑，整体上增强居民多孩生育决策的约束弹性和意愿。     

社会就业水平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分析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就业水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就业水平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影响妇女婚姻和生育水平、影响妇女生育意愿而间接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这必然影响到人们的婚姻状态与社会的稳定。     

论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

人口生育是一国劳动力生产的唯一途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有深刻而重大的意义。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执行的基础上,我国的人口数量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然而,现阶段为了实现人口优生优育,我国需要完善现行生育保险制度,把游离在生育保险政策之外的育龄妇女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使其孕育行为处于医疗“干预”下,在保障男女劳动力合理流动、妇女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现我国人口优生优育,为培育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青年生育观念的不变与嬗变——基于“生育意愿”的观测视角

生育意愿是探究青年对生育问题普遍观念,与应对心理的一种“社会事实”,既往研究已奠定从子女生育数量、性别偏好,以及生育时间三维度进行考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利用来自浙江省宁波市743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样本容量在生育意愿的不同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理想子女数量存在代际差异;少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重男轻女已成旧闻;家庭规模促进青年生育意愿,这些结论体现出青年随时代变迁在生育观念上的不变与嬗变。针对这些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个体心理应对、社会政策完善等不同层面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政策

当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一种压缩型人口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本身作用的发挥，使人口增长面临严重下滑趋势，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因此，适当地放松行政措施，使调节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有效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教育满意度对公租房住户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研究

基于2022年广州市在享公共租赁住房住户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公共教育满意度对公租房住户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户籍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公共教育满意度与生育意愿之间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满意度能显著提高公租房住户的生育意愿,对于低教育程度的公租房住户来说,公共教育满意度对其生育意愿的促进效果更强。基于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公租房规划、设计、建设及分配,提高与保障公租房住户的生育意愿;积极推进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降低教育成本;切实落实“租购同权”,促进租赁群体同享公共服务相关权利。     

“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甘肃省调查数据

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了解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为二胎政策的落实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建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收集问卷,对甘肃省三个市的人群随机抽样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1830份问卷中,甘肃省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集中在2个孩子,26～40岁年龄段居民生育意愿最高,最理想的家庭模式为一男一女占56.1%,期望生育时间在婚后一年左右占53.6%,支持二孩政策的人群占被调查者人数的96.7%。"全面二孩"政策下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大幅升高,男性较女性而言,平均理想子女数量更多,其中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影响的因素为年龄和婚姻状况。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辽宁省优化生育登记管理服务的建议

人口发展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人文及制度方式为生育提供更为丰富的福利与多方位、多层次、长期性的保护。本文在分析辽宁省优化完善生育登记管理服务意义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辽宁生育登记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生育登记管理服务的建议,以期助力辽宁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打造。     

“全面二孩”没解决的问题,“放开三孩”能解决吗?

这不单是人口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问题。“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在撰文中如是表示。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从计划生育到“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不但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都有影响。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生育政策受到世界瞩目,从刚建国时的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的"二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政策作出了很大调整。通过看别的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推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二孩政策的满足时代发展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启示等,进一步来看生育政策调整。     

奖励扶助人口政策对农村生育文明建设的影响——以云南"奖优免补"政策为例

生育文明是近年来新提出的概念,“奖优免补”政策作为云南省的人口新政,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对生育文明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奖优免补”政策对农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促进了生育观念文明的发展;“奖优免补”政策工作方式与服务打造了生育科技文明;“奖优免补”新政策为生育制度和管理文明提供了借鉴。     

新语

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计划生育法治状况》报告。报告建议，随着硬性配额与指标及相应强制性手段的消除，公民获得真正自主行使生育权的机会，社会抚养费制度和有关行政处分机制在未来亦应逐步取消。报告表示，这一主张基于对未来的社会发展预期，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相对一二十年前已出现明显下降。     

从六普数据看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

通过对兰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可以看出：在经济方面，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对生育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在社会因素方面，社会保障水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也有较大的影响。分析对兰州市生育水平现状，可以看出兰州市总和生育率偏低，不同年龄段以及城市、镇、乡村生育水平差异显著，兰州市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情况存在差异，而较低的生育水平也带来“未富先老”、低生育“陷阱”、人口素质逆淘汰、男女比例失衡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