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 发展与界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海平面上升对海上地物国际法地位的影响： 规则演进与中国因应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陆相对位置和岛礁生态环境与海上地物的国际法地位联结起来,从而赋予这些自然因素以法律意涵。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对既有规则形成挑战,而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路径与功能性解释均存在局限性,模糊了条约解释与修订的界限。海上地物的国际法地位是随自然情况而迁变,还是得以保持稳定尚无定论。随着国家实践的累积与国际组织的介入,“维持原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历史性权利和习惯法被视为规则发展的可行路径。海上地物国际法地位的规则发展不仅与我国在南海等周边海域的核心利益直接相关,还牵涉我国海洋外交与战略的整体布局。我国有必要以统筹的视角,积极参与议题讨论,提出既符合我国利益诉求,又契合“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方案。     

国际税收协定解释规则新论

税收协定属于双边性国际条约,其解释要遵循国际法上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和习惯;同时,各国在实践中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解释规则。各国在解释税收协定时是否适用条约法公约主要与该国是否为公约的签字国、相关税收协定是否在条约法公约生效后缔结、实践中是否区分税收协定与非税收条约的解释等因素有关。但是,各国也必须尊重OECD范本注释、UN范本注释和相互协商协议所体现的共同解释,应当认识到税收协定虽有其特性及特殊规则,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仍然适用并应得到广泛的应用。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对战后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与发展、人权尊重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并不完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的运行，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当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从学习者、追随者、受益者发展成为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     

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及“重构”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实践中需适用习惯国际法，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要求其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法的规则。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亦极大地推动了习惯国际（刑）法的发展，其最直接的呈现在于规则层面。根据已有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当触及习惯国际（刑）法时，它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进行重申，亦有可能对“地位未明”的规则进行认定，甚至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进行“重构”。这三种类型，都在事实上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当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或可能的“重构”皆不能背离国家实践，否则，它不仅会违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相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其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司法裁判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有关国际法规则”作为WTO条约解释的“上下文”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作为WTO协议的基本解释工具之一,实现了WTO协议与“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融通,该文将探索(c)项解释方法在WTO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聚焦国际仲裁条款的起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也不断深化,大量的民商事争议随之产生。在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由于具有中立性、灵活性、保密性等特点而受到各国当事人的欢迎。国际商事仲裁能得到广泛适用,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国际法文件的出台具有重要的关系。如何在协议中约定有效的、能充分体现当事人仲裁合意的仲裁条款,成为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的问题。     

浅析《鹿特丹规则》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影响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第63届大会第6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贸发会提交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由于该公约在鹿特丹举行签字仪式,因此简称为《鹿特丹规则》。如果《鹿特丹规则》获得主要航运国家的认可并使之生效,将预示着国际货物运输的国际立法,结束“海牙时代”,开启新的“鹿特丹时代”。《鹿特丹规则》废除了《海牙规则》中的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制度,扩大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大幅度的提高了承运人的赔偿限额,这些都将对海上保险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详细比较《鹿特丹规则》与《海牙规则》的重大差异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鹿特丹规则》对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影响。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对中国相关立法修改的启示——兼谈中国如何更好的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其集国际社会多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于一体,对于我过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乃至海洋法律体系的发展都有指导与借鉴意义。我国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虽然已经非常先进,但仍难以避免不足之处。本文对该公约的内容作了简要分析,重点比较了其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同之处,从而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意见。同时还对我国海洋法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析国际强行法

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国际强行法"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法的概念。但在当时,这个新话题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有关国际强行法的定义和内涵在国际法学领域长期以来观点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强行法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契机。1965年《维也纳条约公约法》的签订,使国际强行法成为维护世界秩序的一种法律规范。本文通过探寻国际强行法的定义与特征,以及其与国内强行法的共同点和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三方面,揭示出国际强行法的重要意义。     

“有关国际法规则”作为WTO条约解释的“上下文”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作为WTO协议的基本解释工具之一,实现了WTO协议与"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融通,该文将探索(c)项解释方法在WTO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蒙特利尔公约重新界定空难无限责任概念

国际民航组织(ICAO)最近在现“华沙公约体系”的基础上,重新制定“蒙特利尔公约”新的航空法律文件,文件最主要特点是对无限责任的概念重新界定。新公约需要三十个缔约国批准方能生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科特德表示:“我们     

育种者与农民惠益分享机制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本,育种者与农民惠益分享机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通过梳理育种者与农民惠益分享的国际法依据。对育种者与农民利益分享机制进行国别比较研究提出构建我国育种者与农民惠益分享机制的建议。     

浅析自然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传统的国际法学家认为只有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正在争取解放的民族才是国际法的主体，自然人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但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自然人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将会成为国际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明确国际法的主体是国际法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国际交流进一步细化和人权意识进一步深化的今天，自然人能否取得国际法公认的主体资格，对今后国际政治以及民商事交往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全球最低税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思考与应对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愿景下的必经之路。深刻认识国际税收领域百年来最为重大的规则重塑,剖析全球最低税的设计机制、影响路径以及现实应对,是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本文结合全球最低税的具体规则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税制现状分析潜在影响,认为我国应当在国际税收规则重构的新阶段强化参与,针对方案做好风险预期与研究储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借鉴。     

《鹿特丹规则》对传统运输单证制度的挑战

通过分析《鹿特丹规则》规定的运输单证制度、电子运输记录制度,并与现行的三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国际上有关提单的立法和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比较,总结《鹿特丹规则》改变了现行国际公约对于运输单证适用的单一性;提供了电子提单的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向传统提单制度提出了挑战,以应对电子商务及多式联运发展的需要,提出我国《海商法》有关运输单证规定的修改建议。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最新发展及几个问题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简称国际赔偿责任)是近年来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介绍了国际法委在该议题上编纂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国际赔偿责任的性质——其是否所谓的“合法行为责任”及其与传统的国家责任的主要区别所在;国际赔偿责任的以严格责任为主,辅以公平等因素的考虑的归责原则,以及国际赔偿责任的法律根据等问题。最后,该责任制度的发展将对国际法上整体的责任体系及其他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积极推进北京市CDM建设

科学研究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波恩协定》、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性文件,这些文件在加强全球共识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国际蓝色金融发展逻辑、基本格局与实践启示

在海洋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海洋生态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海洋经济加快向蓝色经济转型。以蓝色金融发展为支撑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国际组织的推动和金融机构的响应下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系列蓝色金融倡议的出台,以及蓝色金融工具的启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回顾了蓝色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价值逻辑、规则体系和创新格局,从把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机遇,抓住参与蓝色金融规则体系制定这一重点,紧扣蓝色金融市场和蓝色金融产品关键,夯实蓝色经济产业基础等角度,提出了海南自贸港创新发展蓝色金融体系的策略建议。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历史意义

作为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归宿,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部分国际规则和规范提出的独到见解以及国际交往规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时的国际法理论;它为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反对欧洲列强反动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