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信用评级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利用不同股权的融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代理成本、国有股权制衡度、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作用更有效。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承载着巨大制度红利,有助于实现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1+1>2”效应,对混改政策实施效应和民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权有重要决策参考意义。     

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发挥了合谋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加快金融化同步性、加剧代理问题来促进企业金融化，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债权人监督削弱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在同行业势力强、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在促进企业金融化的同时更倾向于对投机性短期金融资产的配置。研究不仅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合谋同群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政府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国有股权参股与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2014～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减少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较差的内外部治理环境,高质量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中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进一步检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科学性,同时也为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数据支持。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有股权参股与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

由于生态环境投入的外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民营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治理是我国企业绿色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分析了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A股上市的民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相对于污染风险较...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并对企业ESG水平产生影响亟需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企业ESG水平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降低代理成本渠道提高企业ESG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国有及高管持股较高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保,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督激励效应;强化内外部治理渠道,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国有股权参股能否助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

如何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视角，选取2009—2019年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国有股权参股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并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打破融资渠道约束、制度体系约束和人才体系约束充分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行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认识民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为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优化社会责任行为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赋能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的监督治理效应对不同动机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异质股东能否形成多元共治，不仅取决于股权融合视角下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更取决于（超额）委派董事所形成的话语权。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履行自利型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促使其管理者或股东履行战略型社会责任。本研究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从决策层面建立健全国企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而且对国有企业异质性股东参与治理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国家审计能否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

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新形势下国家审计的内在要求。选取2008—2018年非金融上市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国家审计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具有抑制效应，并且，国家审计通过连续监督和国家审计公告发挥抑制作用，且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在抑制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在内部控制水平更高、融资约束更强以及“子强母弱”型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中对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审计协同机制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产生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异质大股东治理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混合所有制和数字化转型视角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大股东治理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主要通过监督效应、互补效应和内部控制水平提升效应三种路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大股东治理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异质大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异质大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从企业股权治理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因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内部治理对ESG表现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治理结构、R&D投入与绩效的逻辑分析——兼议政府补助的作用路径

以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及其稳健性标准误修正模型研究了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的逻辑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持股负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水平与R&D投入呈非线性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御效应”共同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路径;R&D活动具有滞后效应,负向影响当期的企业绩效,但是对滞后两期的绩效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代理问题,是提高研发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路径。     

国有股东参股与民营企业扶贫行为

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结构出发，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是否可以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有股东参股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意愿和力度,且国有股东持股比越高，这一效应会越为显著。第二，机制上，国有参股股东可通过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政策性资源（如政府补助、债务资源）的路径，改善民营企业的制度歧视地位。而作为回馈，民营企业会主动承担更多的扶贫义务。第三，当民营企业所在地政府扶贫压力越大或民营企业业绩越差、规模越小、越无政府背景，从而其主动引入国有股东的意愿相对越为强烈时，或者引入国有参股股东前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时，国有股东参股提升民营企业扶贫积极性的效果会越为显著。第四，经济后果上，参与扶贫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绩效。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投资者与研发投入 ——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19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门槛模型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不同类型外部投资者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以其自身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当质押比例低于门槛值时,能够促进研发投入的增长,而当质押比例越过门槛值时,会对研发投入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均能在民营企业中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降低高比例质押给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二者发挥作用的门槛值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股权质押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相关文献,也对当前纾解民营企业质押困局,提升研发投入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混合所有制、非国有大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并购效率

基于国有企业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背景,深入考察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非国有股权比例,这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少而优”的并购,即降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但所选项目能够获得优质的并购绩效,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大股东参与国企公司治理时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混改国企处于竞争性行业或属于地方国企时,非国有大股东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更加凸显。所得结论有助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国有企利用市场化力量“混”股权、“合”治理以及实现国企价值创造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