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信用评级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利用不同股权的融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代理成本、国有股权制衡度、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作用更有效。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承载着巨大制度红利,有助于实现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1+1>2”效应,对混改政策实施效应和民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权有重要决策参考意义。     

混合所有制能“拯救”银行吗？

想说爱你不容易,混合所有制,一个并不新鲜的“新鲜事物”,曾经是羞答答的玫瑰而今看到了绽放的可能。只是,阳光依旧、和风依旧,成长的土壤却已然不同,混合所有制能拯救那些国企,尤其是金融企业吗？     

国有股权参股与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

由于生态环境投入的外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民营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治理是我国企业绿色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分析了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A股上市的民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相对于污染风险较...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国有股权参股能否助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

如何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视角,选取2009—2019年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国有股权参股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并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打破融资渠道约束、制度体系约束和人才体系约束充分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行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认识民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为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脱实向虚”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内外部治理

本文以A股市场非金融企业2007～2021年数据为样本,分析企业“脱实向虚”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金融资产结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差异,并且基于不同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探讨内部控制、独立董事占比、媒体关注度与审计师选择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越多,财务绩效表现越差。再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中,先后按照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占比、审计师选择和分析师关注度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好、独立董事占比高、选择非四大会计事务所以及受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并购中的双重身份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采用2005—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其并购过程中代理成本的影响,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国有股东能够以外部大股东和政府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作用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其中,委派董事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股权制衡可以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这种作用关系在地区法制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     

深入推进“两个混改”

正确认识“两个混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与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简称“两个混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资国企改革要求。经过6年的探索,以推进“两个混改”而实现“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思路日渐清晰,应该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入推进。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2020国企混改必读:“混改”的底层逻辑与成功核心要素

2019年12月24日到25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下一步分层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是国企改革重点。回顾过去,为什么有些混改没有达到预期效果?2020年的国企混改还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产业政策优化调整能否缓解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运用2016年“十三五”规划出台伴随的产业政策变更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是否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证分析得出：首先,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能够显著抑制调出行业中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其中对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其次,异质性分析得出,上述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最后,产业政策优化调整通过补贴套利的抑制效应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效应两种机制可以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