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城乡差异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别,而在中部地区则没有体现。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人口抚养比对出口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但当区分出口的"规模效应"和"比较优势效应"后,前者对出口的影响为负,而后者的影响显著为正。抚养比在纵向上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影响经济增长,在横向上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总抚养比对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总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一个“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红利"理论来自于实证研究,缺乏一个直观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在Ramsey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建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1965年~2009年1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反之,则提高经济增长率;抚养比降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2.8个百分点,后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前者的2倍。     

经济学术会议信息

<正>"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征文启事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给、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     

“人口盈利”与“人口亏损”

1983年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 "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 一文,提出并阐发了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少年人口和老少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将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降低过程,社会总抚养比持续走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     

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与中国居民储蓄

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分析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劳动要素报酬、老人赡养比、儿童抚养比与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劳动要素报酬高速增长、老人赡养比上升以及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国际比较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使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集,分析了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认为消费习惯、人均收入、政府支出、人口抚养比和GDP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通过以上几个因素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和高经济增长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政府支出是影响消费和储蓄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之一。通过改进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组成可以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概率统计方法在我国人口统计研究中的应用初探

概率统计方法是研究随机现象的有力工具.在人口统计中,这种方法除了广泛应用于人口变动情况和儿童情况的抽样调查以及人口普查后的质量抽样调查外,也可用于人口统计分析研究.例如,利用时序回归法预测未来人口数;利用概率原理分析人口出生率的发展状况;利用假设检验及方差分析法检验各地区总和生育率有无显著差异;利用回归分析及相关分析法研究妇女总和生育率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程度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等.下面通过实例来阐述概率统计方法在这些方面的应用.     

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中国生育政策与生育率趋势研究

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提前进入超少子化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放宽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育率短期激励提升作用明显,其中对二孩及以上平均生育率、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镇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激励提升作用较为显著。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仍将持续下行。遏制生育率下滑趋势,需要制定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建立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体系。     

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两个维度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理论模型发现,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另一种是收入效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而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正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这一理论发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生育率的正向收入效应与预期寿命的负向替代效应在发达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力量,而生育率的负向替代效应与预期寿命的正向收入效应则在发展中国家起决定作用。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2.7241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正边际效应正在消退,向负边际效应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当前是中国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较佳时期,既能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较小冲击,又能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人口结构变化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以河北省人口结构变化作为研究新视角,用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城乡收入和城镇化等相关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受城乡差距自身惯性的影响较大;第二,少儿抚养比和城镇化率对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微乎其微;第三,老年抚养比对其有较大的正向影响;第四,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对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先有拉大的影响后有缩小差距的影响。基于此,从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剩余劳动力就业水平、给予家庭抚养补贴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质量等四方面提出建议,助力河北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房地产价格对女性生育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选取女性生育率可影响的因素,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人均工资水平,人均社保支出,城镇化率,妇女受教育程度,出生率,失业率7个变量,运用面板数据的OLS和固定效应模型,逐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时间趋势问题,对我国1995-2015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发现女性生育率与房地产价格的互动关系,分析房地产价格如何影响女性的生育率.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对女性生育率具有抑制作用.住宅商品房价格每增加100元每平方米,女性生育率降低3%.     

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

文章从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例的影响,同时还运用中国数据对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相对生产率差异与经常项目差额进行协整与因果检验。文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特定时期内放开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该政策则会获得一个较低人口总量的均衡人口结构。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只是储蓄的跨时空转移。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储蓄率,决定储蓄的跨时间转移,国家相对生产率差异决定储蓄的跨空间转移。空间上的这种转移并不改变一国国民的总福利;时间上的转移也不改变代与代之间的总福利。因此,不考虑人口结构、提高即期消费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过分关注短期经常项目差额并无太大必要。     

区域差异、城镇化与房地产价格——来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基于中国内地1999-2010年29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区域差异、城镇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巨大需求潜力,从而促进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实证结论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仅相应变动0.13个百分点,只解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2%。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巨大差异根源在于,城乡间收入差异对房地产价格的造成的负向"质量"影响抵消了城镇化带来的正向"数量"影响。基于此,以城乡收入差异为城镇化率的工具变量,解决其内生性问题,进而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城镇化对房地产影响被低估的问题,同时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由重"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     

人口红利式微与我国的对外贸易

一、人口红利与贸易顺差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