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森林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研究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通过对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芦田镇福岭村农户的实地调查,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受农户自身、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背景和政策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因兼业形式、适应意愿和旅游发展阶段呈现不同模式。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提出森林旅游地应优化农户旅游认知、完善人才培育政策、保障改善民生等意见。     

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的耕地生产投资行为研究--重庆市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实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基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石漠化治理研究综述

[目的]农户作为石漠化地区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其经济行为将决定石漠化治理的成效。已有学者基于农户经济行为的视角对石漠化治理进行了研究,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探索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方法]采用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从农户经济行为与石漠化形成的关系、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及技术采纳行为、适合农户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及其评价、以及石漠化治理对农户生计变迁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结果]农户经济行为对石漠化形成的影响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研究方法仍有待改进,从农户的角度对石漠化治理成效进行评价的文献还比较少见,对石漠化治理生态补偿政策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方面的研究也较少。[结论]未来应深化农户经济行为对石漠化形成的影响机制的定量及动态研究。加强从农户角度对不同治理技术和模式的效果评价研究,探索更为普适的石漠化治理效果的评价方法。探索农户生计及生态修复补偿政策的长效机制以及石漠化综合治理政策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机制,实现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户生计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解析

[目的]明晰中国城乡要素双向加速流动背景下,农户生计转型和耕地利用转型的作用关系。[方法]文章在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分析基础上,分别从城乡和乡村农户两个维度,解析了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展望了乡村振兴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主题。[结果]（1）城乡层面存在着基于“产业→人口→生计→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乡村层面存在着基于农户“生计—生产—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2）农户生计转型分化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引起的价值诉求差异化,进一步驱动了乡村耕地利用多功能转型与乡村的多功能转向。基于耕地利用在生态产品供给、休闲康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多功能边界的拓展,加速推动了耕地利用、农业生产及乡村发展的多功能转型。[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应关注多尺度多梯度分异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注重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研究,加强基于耕地利用社会生态反馈的、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研究。     

农户生计资本对不同偏好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

目的 农户行为理论中的行为动因决定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用行为,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受到农业资源稀缺性的约束,由于农户自身生计资本的异质性,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和技术偏好都有所差异,导致农户在生产技术采用行为上也有差异。方法 文章基于农户分化背景下,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角度出发,将农户的荔枝龙眼主产区广东、广西区域的农户荔枝龙眼技术采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二元Logit模型从多维的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研究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 农户生计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五个方面影响着农户生产技术采用与效率。结论 健全和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拓展多元化的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健全农村信贷制度,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加快土地提质增效,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加强果园设施建设和完善补贴措施,提升农户的物质资本。     

农村 “三权”抵押贷款融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5区县562户调查数据

目的 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会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从而使得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其生计结果。研究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政府更好地精准扶贫,完善农村金融创新制度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以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5个县（市、区）562户农户问卷为样本数据,通过建立Probit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 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政策实施后,研究区农户务农的比例下降,当地打工的比例有所上升,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成为他们的主要生计策略;参与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农户进行务农和外出打工的概率显著低于没有参与的农户;参与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农户进行当地打工和个体经营的概率显著高于没有参与的农户。结论 当地政府在继续推广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同时,应帮助农户了解和认知参与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相关政策,提高农户“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参与度,并且对“三权”抵押贷款机制进行拓展,使其能够用于更多的产业发展,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同时,当地政府应加强致力于教育发展和大力度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并利用当地区域产业优势资源合理引导农户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生计发展模式,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及其生计可持续发展。     

土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 ——现实背景、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从土地细碎化的现实情景出发,基于2021年江西省“百村千户”调查数据,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探讨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及要素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OLS,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细碎化总体上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但不同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表现为土地细碎化程度的门槛效应,并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基本呈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先上升后下降。（2）土地细碎化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作用于其绿色生产行为选择。（3）要素禀赋正向调节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农户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性。研究结论：土地细碎化并非简单地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在有序推进土地细碎化治理工作的同时,应整合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禀赋约束,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目的］探索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明确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脱贫致富能力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以地处甘肃藏区的夏河县为例,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在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活动及其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1）缺失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生计最为脆弱; 基本型农户的经济收入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发展型生计策略农户无论是生计多样化指数,还是经济收入都显著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生活更为美好。（2）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发展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且金融观念落后; 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且同质性较强,当农户遭遇生计风险时能够寻求的外部帮助十分有限。［结论］发展型生计策略为该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引导该地区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引导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对策建议。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目的］气候变化下跨尺度变量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多数为定性研究,很少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探索跨尺度变量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作用。［方法］基于黄土高原218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跨尺度变量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干旱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有显著影响。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的过程中,个人尺度的“户主年龄、感知的气温最大值、降雨量变化、干旱程度变化和灾后信息渠道”与农户尺度的“批发市场距离和集市距离”起到了调节作用; 农户尺度的“三代直系亲属的户数和生产机械指数”起到了中介作用; 而村庄尺度的“工程措施”,既没起到中介作用,也没起到调节作用。［结论］用中介和调节效应反映了跨尺度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跨尺度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这为制定减少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民族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研究——以奢香古镇搬迁社区为例

为检验易地扶贫搬迁对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政策效果,本研究在改进DFID生计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地分析了影响奢香古镇农户搬迁前后可持续生计的多维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整体上看,搬迁后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不同帮扶政策对农户具有不同效果。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升农户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存量,提高帮扶政策精准度,确保后扶贫时代实现搬迁农户“搬得好、住得稳、可发展”的目标。     

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鄱阳湖区调研数据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以期揭示和评估湿地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湿地生态补偿效率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及广义精确匹配法。研究结果：（1）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变,可提高农户生计非农化及多样化程度。除此之外,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实际经营耕地面积、金融机构借贷以及家庭社交情况等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2）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使政策参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增加6 459元,家庭人均收入增加1 756元。（3）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不同类型的生计收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商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具有负向效应。研究结论：政府应继续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建立多元化综合性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农户由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拓宽农户增收途径,降低农户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以此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目标,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自然保护区与农户生计抉择：基于风险感知视角

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抉择对推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改善农户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辽宁省6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80个农户生计抉择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Mixed Logit模型,实证探究自然保护区政策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风险感知在自然保护区对农户生计抉择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政策使得周边农户由务农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转变,影响系数分别为1.22、1.42,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2）自然保护区通过影响周边农户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农户生计抉择;（3）相对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4）相较于男性户主,自然保护区对女性户主的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构建了“自然保护区-风险感知-农户生计抉择”的分析框架,丰富了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作用机理,为协调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一是应完善自然保护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生态服务产业发展。二是鼓励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等...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作为探索城乡一体化及乡村新型发展的新模式,从生计恢复力视角探讨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413份农户家庭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量化分析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施区新立镇与未实施区拔山镇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同时对比分析了两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及各维度指标值差异; 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结果］（1）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差距较小,但实施区新立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内部差异较大。（2）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对提升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但在自组织能力提升上暂未发现明显改善。（3）在影响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子中,农户社会参与及学习机制存在较大障碍,区域间未见显著差异。［结论］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但农户在社会参与及学习层面仍有较大不足,建议在地区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户无形资产的投入,关注农户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脆弱性既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又是返贫风险的核心根源。由于部分脱贫户受生计资本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脱贫后的可持续生计仍面临较大的风险,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脱贫。防范脱贫“脆弱户”返贫风险,实现其可持续生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已有分析框架进行梳理与述评的基础上,基于生计恢复力的理论视角,将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恢复力理论相结合,本文构建了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生计恢复力”理论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脆弱性的多重扰动因子与脱贫“脆弱户”的脆弱性形成,阐释了脱贫脆弱性与生计恢复力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关联。其中,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与自我感知是生计恢复力的重要表征。实现农户生计脆弱性向生计恢复力转变的关键路径在于生计资本的重组与优化,即要实现生计资本内部的结构式调整、外部政策对生计资本的调节、自我感知对生计资本的优化。     

失地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

考察失地农户生计活动是理解他们生计转型并改进征地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分析了失地农户的生计活动特征、生计活动影响因素及其效果。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由于农业经营存在规模经济,继续发展种养经营对失地贫困农户不一定是有效率的选择;(2)人力资本提高有助于促进贫困农户从事种养以外经营活动并提高收入,也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受雇概率并提高收入。加大贫困农户培训、鼓励剩余农地自愿流转、发展多样化生计等三方面政策建议应相互配合,协调并进。     

农户行为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本文对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学派和方法进行了归纳，并认为农户的“理性”之争实质是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作者认为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最终取决于农户的“效用最大化”。     

回到过程之中：西南边境小农户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困境与思考

在后扶贫时代，如何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是迈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理解农户生计适应性和脆弱性是进一步培育农户内生动力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分析工具，在修改SLA理论框架基础上揭示云南M抵边村将外部干预行动“内部化”的机制性过程，发现新产业植入前，当地人基于“意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了人与物的流动，形塑了农业组织形态、保障了兼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新产业植入后，尽管农业组织形式被改变，行动者仍借助互惠与信任等传统组织要素维持产业稳定，体现出生计适应性；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缓解了生计压力，但行动者自身生计能力仍存在提升空间。该案例揭示，应重视行动者自发形成的经济互动形态，并在激活其所蕴含的积极资源基础上，创造有助于展开多方合作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