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出口能否成为“稳增长”的动力源——基于增加值测算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速面临快速下行的巨大压力下,能否依托服务出口重塑"稳增长"动力源,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文章从增加值这一真实出口增长角度,运用WIOD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中国和43个其他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的出口增加值、出口总额和出口附加值率等相关数据,通过行业层面和国别层面的比较研究发现:(1)与制造业相比,虽然传统总值核算法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不到制造业的25%,但增加值层面的出口却已到制造业的80%左右,且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出口附加值呈下降趋势而服务出口增加值呈上升趋势。(2)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基于传统总值核算还是增加值核算。     

中国服务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服务业7个行业2010年~2014年的数据,通过用总量法和均值法两种方法测算,并比较中国服务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来检验出口企业"悖论"的存在性,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服务业出口企业是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最后,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虽然服务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是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服务企业的出口与该企业的生产率并无关系,验证了我国服务企业并不是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信息通信技术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生产率的增长核算分析

本文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1980-2003年部分OECD国家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了贡献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加深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对制造业的贡献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落后于制造业的主要根源在于全要素生产率。ICT不能完全根治"成本病",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一、承接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假设 假设一：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针对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长期偏低且大多处于低端，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状况，我国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可以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联效应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互动发展的融合关系，服务投入的增加会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因此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从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增速较快,但由于制造业增长更快,导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处于徘徊状态,甚至还略有下降。我国服务业正处于结构加速转型的时期;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GDP漏统的问题要严重得多。这种状况加剧了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徘徊问题。但今年以来,由于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制造业增速回落,而服务业在总体上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当前的一种主要的对外开放的形式,对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还没有统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假设,利用2008-2012年中的6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来对假设进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提升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间体现出差异性。从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异来看,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要大于低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自由化影响来看,显著地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是金融和商务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运输和电信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不妨"高出高进"——解决外贸顺差问题应更多地从扩大进口上寻求出路

近来,不断有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出口持续增长以及外贸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对外贸易的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所致,把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压力归咎于所谓的"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并且把解决外贸顺差过大的出路寄望于抑制出口上.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点,其症结在于:未能认识到我国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并非出口过快增长所致,而是由于"奖出限入"传统观念和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与相关政策所导致的进口增速滞后;未能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对外贸易"高出高进"的过程;未能认识到解决外贸顺差持续扩大问题,需要更多地从扩大进口上寻求出路.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测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根据2018版OECD-ICIO数据,采用贸易增加值测算法测度了2005-2015年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我们发现:在考虑出口二元结构的条件下,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投入服务化水平平均值为26.89%,呈上升趋势;国内投入服务化水平高于国外且呈现出不断"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变动趋势;相比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更高但增速较缓,加工贸易国内服务投入比重较低但服务化增速较快;相比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尤其是国内高端服务投入比重较低。     

Firm heterogene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This study, using panel data on Japanese firms,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s trad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It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firms engaged in services trade is far less than that engaged in goods trade. Further, the productivity of services trad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firms and goods trading firms, whereas the productivity of firms that export services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heir firm group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that export services only to their affiliate firm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only productive firms can engage in services trade by incurring the relatively large fixed costs.     

亚洲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文章从亚洲三角贸易模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来源,并揭示了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相。研究发现,亚洲三角贸易模式夸大了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规模。通过参加亚洲三角贸易模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在中国建立生产和出口加工基地,从而将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为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扩大了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跨国公司增大了双向贸易不平衡

近年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贸易顺差扩大,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由此引发了新贸易保护主义,也增大了我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贸易结构是长期顺差的主要因素。我国要在扩大进口、增加内需、调整利用外资政策、优化进出口结构、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等多方面采取措施,积极稳妥地应对贸易不平衡问题。     

内外经济平衡中存在的矛盾

近年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同时国内经济又出现投资过热,商务部将"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定为2007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三大着力点,以平衡内外经济.但是"减顺差"与"调投资"和"促消费"都有一定的矛盾.从平衡贸易角度看,在三者中"促消费"是核心,但也是最难的.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能够适当扩大,还是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

本文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选取近300万家企业,分20个行业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反而高于出口企业;并且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生产率越低的企业出口越多。此结论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我们称之为生产率悖论。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企业规模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而出口贸易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加工贸易较多,且占据了出口贸易的主体。     

ECFA对两岸经济的影响效果评估——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

本文采用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深入分析了两岸签署ECFA的背景框架,并基于GTAP模型从宏观经济和产业层面模拟预测了ECFA的建立对于两岸经济贸易等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影响。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ECFA的签订推动了两岸贸易的成长,提高了两岸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与福利水平。从产业层面看,ECFA的签订一方面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与生产较为有利,另一方面有助于大陆更好地发挥在石油及煤炭制品、化学橡胶制品等工业品的生产与出口方面的潜力。此外,ECFA的签订通过构建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还将有效地调整与优化大陆的产业结构。大陆的工业品生产会得到拉动,而农产品生产则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

本文从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视角,探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逆差形成原因。以美国生产结构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服务与商品两部门理论模型、统计分析与回归检验,讨论美国服务生产的贸易效应及其与收支失衡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模型分析证明,服务生产的非贸易品属性,使得美国经济在偏向于服务生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逆贸易倾向的增长方式。根据统计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美国产业划分成生产与服务两部门时,在生产上存在着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逆贸易效应。在商品消费上,美国存在着商品边际进口倾向和商品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的顺贸易效应。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使出口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增长速度,形成逆差。回归方程的计量检验发现,美国服务生产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服务增长速度超过商品增长幅度时,商品贸易逆差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