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之谜

文章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货币化假说”。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货币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变动才是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发现我国狭义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弹性为2.7,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弹性为1.2。     

关于“中国之谜”的一个研究综述

自1993年,麦金农提出中国之谜,即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以来,国内对此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但问题依然存在,学术上也并没有提出统一认可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文章对以往的研究作了系统性的综述,在费雪方程式的基础上将以往的相关学说进行了归类,分为:(1)统计偏差说;(2)货币消失说;(3)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说。并发现既往的研究缺陷在于:(1)缺乏一个统一的在逻辑上具备因果关系的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甚至包含了货币的传导过程;(2)缺乏准确的数量指标,或者缺乏适当的调整方法,使得现有的指标可以适用于模型。     

"中国之谜":理论及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之谜“的由来，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之谜“的存在，然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资产囤积假说“，试图解释“中国之谜“。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考虑到金融资产这一新的变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之后，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正相关的关系消失了。     

中国货币化进程的阶段性研究

货币化就是“经济中货币进行交易的经济成分越来越多”。中国自1978年以来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货币化进程正是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过程的一部分。从分析1978-1998年的货币供应、经济发展的数据，可以得出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三阶段的假说，即货币化进程从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5年；1985-1992年；1992-1998年。     

结构性货币沉淀与中国式钱荒

2013年的"钱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特殊性在于是在宏观流通性持续膨胀下所发生的微观流动性紧张。对此,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尝试从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产业内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关系,以及其周转速度的差异等维度,分析经济整体资本周转速度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钱荒是经济长期由投资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攀升、产业结构不断变迁所引起的结构性货币沉淀造成的。因此,中央提出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调控思路正好可以对症下药。依照本文的逻辑,中国的钱荒问题不是货币问题,其本质是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的背后又隐藏着体制问题。若要根治这一难题,还需要从分税体制以及银行系统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入手,而其中的重点则在于央地关系。     

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与“货币消失”——兼对“中国之谜”的再解释

2 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的“超额”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本文试图利用发展经济学方法 ,从“货币消失”问题入手 ,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我们发现 ,中国经济的两部门特点导致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约束”与“需求约束”。而“中国之谜”出现的新特点 ,很大程度上正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的变化在货币方面的反映。     

"中国之谜"-文献综述和一个假说

该文首先就中国之谜产生的背景及其争论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通过引入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将传统的局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数量论拓展为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在新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中国之谜的生成机理;我们发现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积聚是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关系反常的直接原因.中国之谜是货币虚拟化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失调的结果.     

"中国之谜":基于货币存贷差转换视角的解释

中国之谜的实质是货币供给长期快速增长下物价水平何以能保持稳定。不同历史时期引起该现象的主导原因不同,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背景下,巨额存贷差的存在及快速提高一方面推动了M2的高增长率,另一方面又由于绝大部分存差的不可动用性质,使得该部分货币没能作用于实体经济,进而对物价没有产生影响,因此,巨额存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中国之谜的主导原因。     

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分析研究

利用1993年1月到2009年4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应用动态式计量检验方法对M1和M2及其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我国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2)在我国新增货币供应量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3)在我国货币供应量M2-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也大体一致。     

"中国之谜"-文献综述和一个假说

本文首先就"中国之谜"产生的背景及其争论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通过引入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将传统的局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货币数量论拓展为包括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广义货币数量论模型,在新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中国之谜"的生成机理;我们发现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积聚是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关系反常的直接原因。"中国之谜"是货币虚拟化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失调的结果。     

产能过剩与货币流通速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产能过剩导致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停滞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重要因素。实体经济内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现象,使资本周转过程中的流通时间延长,货币资本收回速度相应减慢。同时,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投资结构的变化,作为经济"短板"的基础设施行业投资比例大幅提高,而基础部门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客观上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能过剩使货币供给大量雍塞在流通渠道,形成吸收货币的"黑洞",造成货币供应紧张。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中,需要更多关注产能过剩对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影响,防范产能过剩对货币流通速度形成的干扰。     

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

近代中国货币供应结构的改变(存款比例增大)解决了现金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文章测算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它是稳步增长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等核心金融机构力挺工商业的带头示范和同业合作,以及政府对中交两行接管初期的某种督促,保持了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中国市场较快走出困境;但政府统制金融的另一面则是扼杀了市场的活力,缺乏制约政府行为的配套改革,因此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埋下了非常不利的伏笔.     

货币理论重塑:分解与统一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主要从货币需求分析出发,形成了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模型、后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等一系列经典理论模式.但是,这些研究模型中,持有可带来收益的金融资产都是无收益货币的负相关因素.至于是否需要有一部分货币专门用来服务金融资产,至少迄今为止,尚无这方面系统的科学论证.文章提出的货币分解理论,试图从理论上对该问题加以探讨.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多重职能.因而表面同质的货币必然有着内部的异质分工,这是货币分解的基本逻辑.文章采用货币供给侧分解方法,按照货币的流向把政府发行的货币分为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和流入虚拟经济的货币;实体经济货币包括交易货币和交易准备货币,虚拟经济货币包括储蓄货币和金融市场货币.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这四个组成部分的货币数量随着货币需求动机的不同而有着动态变化,这样就引入了货币流动的动力机制.货币分解理论揭示了货币存量与流量的相对含义,涉及政府、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等市场参与者,同时也与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市场发生联系——传统货币理论是这一理论的特殊情况,能够涵盖现有相关文献的主要观点并较全面地解释了"中国流动性之谜",可以成为货币理论的统一分析框架.该理论对现实经济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对正确认识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国内信贷、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关系的研究——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逻辑与实证

文章建立了国内信贷、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之间关系的逻辑模型,以此讨论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利用中国2000年至2006年的月度数据建立了国内信贷、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对三变量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信贷、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国内信贷、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

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由1993－1996年的抑制总需求膨胀转为扩大国内需求，调整供给结构。与之相适应，中国货币政策也由坚持适度从紧以治理通货膨胀转变为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防范通货紧缩。     

内生货币和“中国之谜”:基于存量-流量结构的新解说

外生货币供给是主流理论分析的一个缺陷。本文考察了内生货币理论的起源、发展、争论和症结,提出一个基于宏观存量-流量结构的资产抵押和收入预期一致的内生货币假说,重新解释了货币数量论和收入流通速度。由此对M2/GDP的"中国之谜"提出新的解释:水平高源于高投资、高负债、低工资份额和低资本回报的增长模式;而持续上升源于增长数量和增长质量的不一致,在缺乏企业破产机制和资产价值重估的情况下,形成经济增长越快、居民储蓄越多而不良信贷越高的悖论,固定汇率制下的外汇占款大幅攀升恰好弥补了企业的现金流不足,并进一步造成M2/GDP畸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两种数字货币的本质及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引起热议。关于数字货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数字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二是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这里涉及两种数字货币,即自发的数字货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前者本身没有价值,只能通过现实货币这一桥梁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间接充当一般等价物;后者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中央银行发行和调控,只是货币的数字化发展。尽管数字货币的推广和使用已成必然趋势,但两种数字货币的发展均受合法性、社会认可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国家对两种数字货币的态度和技术水平及其普及度,则给两种数字货币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货币发展路径研究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经过飞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数字货币利用分布式记账技术、时间戳技术等区块链相关技术,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一个去中心化、匿名化、交易成本低、交易效率高的电子交易系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数字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新的商品价值形式,具有独特的信用搭建机制。但由于发展不完善,在应用方面还存在技术不成熟、币值不稳定、与现有货币制度存在冲突等问题,在未来仍需重视数字货币的发展情况,完善监督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