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专利制度、技术进步方向与工资不平等

本文把专利分类为技能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它们分别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匹配。本文的研究表明,两类专利的最优宽度都是有限的,且受到劳动力禀赋结构的影响。当非熟练劳动力多于(少于)熟练劳动力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宽度宽于(窄于)技能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劳动力禀赋结构可以通过影响最优专利制度来影响技术进步方向,从而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产生影响。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必然加剧工资不平等吗?

劳动经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共识:美国等OECD国家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教育升水(不同教育水平工人的工资差距)持续上升是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的。但90年代共识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教育升水并非总是上升的事实。此外其理论基础在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抑制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腐蚀效应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市场规模效应会加剧工资不平等。本文指出其理论基础的缺陷,并将教育效率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求关系整合在一个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工资不平等都处于内生演化的动态模型中。本文证明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在短期会提升工资不平等,但当教育系统的效率处于一定的区间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长期会降低工资不平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挑战了90年代共识的悲观论点,并丰富了有关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对于工资不平等影响的研究。     

技能型技术进步、南北贸易与工资不平衡

本文试图将技能型技术进步与产业内贸易置于一个框架中对工资不平衡现象进行理论解释。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发达国家产品质量阶梯提升型的技术进步而加剧了该国的工资不平衡程度;同时,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种类数增加型的技术进步而加剧了该国的工资不平衡程度。南北贸易在拉大相对工资差距的同时促进了技能型技术进步。     

外包、创新与工资不平等

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发达国家创新活动的外包模型,来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以及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外包转移活动中不同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有着较为复杂的影响效应;更为重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程度越大,越能激励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活动.进一步,考虑到作为外包转移接受方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模仿行为特征,在外包模型中引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模仿系数.模型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之间的模仿程度越大,则会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而且,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模仿程度越大,越能激励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活动,越能激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本文的结论对于重新思考与理解外包活动对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和作为接包方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复杂影响效应,无疑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政策含义.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技能溢价与工资不平等理论研究进展

尽管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假说为理解技能溢价和工资不平等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依然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争议主要集中在资本与技能之间的互补关系、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以及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等几个方面.未来的研究将会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各因素在解释工资不均衡程度增加时的相互作用.     

技术进步、工资差距与人力资本形成

本文在劳动力异质的假设下通过建立一个二元经济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影响收入差距:其一,通过提高相应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提高其工资;其二,通过收入差距的扩大,吸引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劳动效率的提高,影响其收入.并得也结论,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城乡转化的过程中,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而且还要结合长期经济发展注意保持相应的收入差别.     

技术进步、工资差异与贸易顺差

我们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2×2×N,即两种要素,两个国家,N种产品的贸易模型,分析由于技术进步引发外包国技能溢价上升,如何导致外包国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片段化将部分环节外包给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而将要素投入转化为中间品投入,从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封闭条件以及技术垄断存在时,一国的产品结构不会发生改变。当垄断期结束后,由于自由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技术研发国将某些产品的全部生产都外包给别国,进而缩小了本国的产品空间。在消费者偏好不变的假设下,外包国的贸易必将出现逆差,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持续,贸易逆差将会持续,甚至增加。     

产业集聚、FDI的溢出偏向性与工资不平等

笔者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建立产业集聚、溢出偏向性与工资不平等之间的研究框架,利用2001年~2011年20个制造业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估计等方法进行检验,发现三个产业集聚考察指标中仅产业间集聚度对溢出偏向性的影响最直接、最显著,除此以外溢出偏向性还受所有制性质和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产业集聚也对工资不平等产生影响。产业内集聚度与产业间集聚度的提升加剧了工资不平等。因所有制和贸易开放度偏向的FDI溢出效应对工资不平等产生积极、显著的正面影响,当然工资不平等的程度递增也受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及研发投入等因素的正面影响。     

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效应与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

本文尝试在统一的框架下分解出不可观测技能回报、结构分布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残差不平等的效应。利用CHNS数据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引致的价格效应是工资残差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同时发现,1991-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贫穷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而2000-2009年间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源于较富有群体收入不平等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91-2009年间不可观测技能回报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残差不平等加剧,而城镇化和外资有缩小残差不平等的作用。     

内生技术进步、南北贸易与干预政策

文章首先回顾了内生技术进步理论，然后试图在Li（2001）、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模型的基础上扩展Grossman和Helpman的南北贸易与产品周期模型，将北方的激进式创新行为和南方的非激进式创新行为同时纳入Dinopoulos和Segerstrom的南北贸易模型，并在内生技术进步与南北贸易框架下分析北方创新和南方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阐述政府R＆D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等干预政策对北方创新和南方模仿行为的经济效应。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市场化、全球化与劳动力工资不平等增长——基于第二产业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现象,通过对第二产业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均远远低于垄断性行业的现实,认为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体制性因素是工资不平等增长的主要原因。     

农业风险冲击、农业保险保障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关系农民福利、获得感与满足感,解决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尤为重要,那么农业保险是否能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文章基于Kesten分布,建立农村家庭收入模型,引入风险乘子与保险乘子,通过数值模拟来研究灾害损失、农业保险保障、补贴以及农险市场结构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因素对基尼系数存在线性影响,农业灾害会提高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补贴的提高和事前异质性的降低可以减轻收入不平等。另外,文章运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单方程回归和联立方程回归证实了灾害损失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保障、农业保险补贴和事前同质性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同时,面板门槛回归发现了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而面板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发现事前收入越公平,保险越发达,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文章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业保险“扶贫攻坚”,改善分配工作,帮助农业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保障和金融服务实体的功效。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内生经济增长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罗默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以解释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脱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当穷人有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后,经济不平等便不再重要,经济最终将收敛于高收入水平阶段。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内生经济增长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罗默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以解释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理论评述

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法历来被看作是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比较成本法是以资本不流动的假设为前提的。那么，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比较成本法就会丧失起作用的条件；另外，在各国工资率不平等的情况下，还存在着不平等贸易和国际剥削。这样，在国际生产价格形成过程中，高工资国家就占有低工资国家的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