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壳”资源交易价格的理论分析

通过股权协议转让或二级市场并购来实现买“壳”上市是我国证券市场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理论界目前对于“壳”资源交易价格决定影响因素、不同交易方式对“壳”公司价值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两个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二级市场并购和股权协议转让两种不同的“壳”资源交易方式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对企业价值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分别加以研究,并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圆"还是"元":刍议人民币货币单位

对于一种货币，货币当局不可能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单位，否则会造成一国币制的混乱，并由此对货币流通与国家的信誉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人民币货币单位的双重性。展示任何一张纸币，票面上所标示的人民币货币单位无一例外是“圆”字。若以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及思维习惯，不难推断，此“圆”即“元”之意，     

硬盘故障 对症下药

硬盘使用久了，便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硬盘“坏道”是这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如果在保换、保修期内，你可将硬盘拿到销售商处更换，而过了三包期又该怎么办呢？     

“帕累托最优”和两个不可能定理——兼论“企业转制”中的利益分配

“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追求的最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追求目标，但阿罗不可能定量认为，由于无法由个人的偏好函数综合出社会福利函数，因而，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帕累托最优”形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定理则认为，在一个“预算平衡”的团队中，“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相矛盾的，经济与管理的实践也已经证实了这两个定理。作者试图提出一种通过对经济制度作出调整来解决这两个“不可能”问题的思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问题作出了思考。     

零售商异质性与零售价格维持

本论研究在零售商异质情况下零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的福利效应。我们考虑一家生产商通过竞争的零售商在两个社区出售其产品。一个社区内的零售商们有着相同的边际销售成本，但不同社区的零售商有不同的边际成本。通过控制零售价格，生产商可以直接制订最优的价格。从而允许零售商从消费得到更多的收益。零售价格维持鼓励高成本的零售商提供更多的销售，这使得总的销售成本增加。因此，品牌内部的竞争程度降低不仅可能损害消费的利益，也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怎样科学看待住房供求与价格？

当前，在有关房地产“泡沫”和住房价格问题的讨论中充满了概念混乱，一些对策建议不得要领。不少房地产问题“专家”，把居住问题和购房问题混为一谈，把消费、储蓄、投资行为混为一谈，把住房的消费价格和储蓄一投资的资产价格混为一谈，以至于把房屋价格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问题混为一谈；一些媒体关于住房价格的讨论就像是在上演一幕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许多人并没有说出实话。     

对非流通股不宜设置“禁转期”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践中，存在着“股改后非流通股份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的政策限制。本文认为这一设置不符合新的《证券法》、《公司法》的有关要求，还有可能影响部分上市公司股改进程，并导致部分上市公司错失提升自身质量的机会，对“禁转期”应予解禁。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非持续性

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其独创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体为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在此理论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被称为“委托人”。若双方签约前的信息是对称的,而签约后出现了信息不对称,则此问题属于“道德风险”讨论的范畴。若双方在签约之前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现象,则我们说双方面临“逆向选择”问题。本文将主要探     

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与“完全放权合约”——评张维迎博士的几个观点

本文就如何正确构建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 ,对张维迎博士的一些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性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 :( 1 )用“完全放权和约”(把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完全下放给国有资本的代理人 ,从而使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来构筑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也是可行的 ,并且它也不会使国有制的性质发生改变。( 2 )“完全放权合约”能否是有效率的 ,取决于我们能否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创造一种有效的合约安排 ,以使最终代理人不可能通过侵蚀国有资本而获取利益 ;二是创造一种特殊的签约机制 ,以使合理的“完全放权合约”的签定不依赖于签约双方的主观意志 (因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 ,要使上游代理人具有一种以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合理签约动机是不可能的 )。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及其超越

众所周知Coase在《企业的本质》(1937)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的经济中会出现企业?他还给出了极富创意的答案：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即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将某些原本靠市场协调(co-ordinate)的交易一体化于某个统一权威(authority)之下就可节约这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