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法规制下中国企业绿色竞争力深化研究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环境税法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规制,在中国实施较晚,绿色经济效应尚不明朗.在环境税法规制下,企业竞争力从传统模式向绿色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本研究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基于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在环境税法规制下,实证性地比较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竞争力和传统竞争力驱动路径上的差异,解析了环境税法激励的微观机理,提出了中国企业从传统竞争向绿色竞争的转变路径,从而促进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环境税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沪深两市主板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环境税对异质性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具有一定差异性，环境税对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税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影响不显著；环境税对采矿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针对目前环境税实施状况，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税税率，精细化税收相关规定，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的长效激励作用。     

波特假说、工具选择与地区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提出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本文应用地区竞争模型,比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环境税之间的绩效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环境税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2000-200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滞后期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以燃煤电厂为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集中各方优势助力环境治理。而在第三方治理的实际推进中,存在污染企业骗补和第三方企业治理不严等问题。鉴于此,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燃煤电厂、第三方企业和政府的污染治理问题,讨论了不同情景下各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经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补贴标准、罚款力度和环境税征收额度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有重要意义。提高政府监管强度可以强化罚款政策效率,促进第三方企业严格治理;专项补贴和监管强度的配合增强了政府监管下专项补贴制度的弹性,监管强度、环境税、专项补贴的策略组合比单一政策的实施更有效。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背景下绿色产品技术创新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是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在考虑政府激励、惩罚、监管成本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等多因素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绿色产品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策略演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技术创新成本、消费者绿色消费效用等影响企业的策略选择。政府对企业绿色补贴存在最优值,补贴低于最优值时,随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激励效率提高,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本的降低、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效用的提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打造中国绿色税收——中国环境税收政策框架设计与实施战略

环境税不仅可以改变污染者的行为,而且其税收收入还可以用来保护环境和改善税收结构,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赢”。环境税收政策采取先易后难、先旧后新、先融后立的实施战略,首先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其次,综合考虑环境税和环境收费;再次,实施融入型环境税方案对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最后引进独立型环境税。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在当前严峻环境形势下兴起的新兴产业,是进行环境保护的装备基础和技术保障,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当前亟需探究的问题。通过了解环保装备制造业的特点,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理,运用熵值法计算出政府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标,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IRF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等工具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与环保装备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对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和环保宣传力度、科学运用政府补贴或投资、加强技术创新引导等政策建议,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环境成本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例

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纠正外部性的手段,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反而妨碍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迈克尔.波特则认为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还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本文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例,阐述日本的环境保护的规制标准对丰田等日本汽车企业在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的激励与促进作用,并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环境规制的关系与边界

环境保护是一项涉及多主体的长期系统工程,然而目前多数环境政策涉及产业发展,虽然减缓了污染排放,却也影响了产业的发展。在环境保护中,政府实施干预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消费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环境保护的效果存在广泛争议。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干预和消费者自发行动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否相同,是否存在一个边界,这些都是理论界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福利视角出发,将政府干预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纳入同一理论框架下,通过理论推导从而分析政府干预和消费者行为引导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引入环境税和消费者环保意识,比较在环境保护中政府环境规制和消费者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和边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和征收环境税均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当两者满足一定的数量关系时,对环境带来的影响作用相同;而且存在一个边界,使得在特定范围内各自发挥其优势。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确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环境规制的边界,适当地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以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环境补贴经济效应的定量研究方法——PARRYA模型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随着环境税的即将开征,作为环境税的重要补充,对环境补贴经济效应的定量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对PARRYA环境补贴定量模型进行了分析,将环境补贴划分为庇古补贴、闻接补贴、减产补贴和环境非友好补贴四类,并对四类环境补贴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整合国内环境补贴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了对完善我国环境补贴政策的借鉴意义.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真的可能吗

尽管人们通常将双重红利理论作为环境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双重红利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质疑。从社会福利改进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无法保证同时增进环境品质和个人福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与环境税具有同等的环保功效。为了防范环境税仅仅成为政府获得财税收入的手段,我们在环境税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谨慎对待双重红利理论,进而确保环境税切实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规制背景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探析

技术创新是破解企业发展困境的关键.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的今天,企业要在环境规制背景下,实现顺利发展,技术层面,亟需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阐释了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突破绿色壁垒、利用市场机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等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企业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论证了其根源在于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组织结构不合理、政策不够得力和有效、绿色市场尚未真正形成等因素,提出了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予以财税、金融、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倡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建议.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OECD国家经验看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和完善

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广义地可以包括环境税、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收和优惠政策、消除不利环境影响的补贴政策和环境收费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国际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环境税收政策。狭义的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因此,作为一种税种而言,目前真正实施环境税的国家还很少。环境税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     

政企合谋、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地级市层面的企业治污投资数据构建了一个2003—2007年的面板,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企合谋在背后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用企业治污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衡量的环境规制强度每上升1%,企业当期的生产率下降约1%。当政企合谋可能性上升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减弱,说明政企合谋带来的监管放松和处罚不力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合谋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央政府应加强环保领域统一执法,破解囚徒困境式的环境规制。同时,本文的发现为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合理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