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信息公开与公众的回应——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9—2018年间中国20座城市5 000个住宅小区的交易数据,探讨污染信息公开对周围住宅小区房价的影响。结果发现污染信息披露后公众显著降低了对污染企业周边住宅的支付意愿,不同的污染类型对交易价格造成的影响有较大差异。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由于污名效应的存在,公众对退出企业附近小区环境的支付意愿仍持续下降。本文扩展了污染信息公开而非环境质量本身如何影响市场支付意愿的研究,为政府评估污染信息公开效应提供了的证据。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川西北藏区影响牧民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近年来推出的生态经济政策。民众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是政策实施的关键之一,为阻止川西北草原沙化的扩散,当地实施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瓦切镇99%以上人口都是藏族,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通过在瓦切镇的调查,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法建立模型,得出影响瓦切镇牧民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养殖牦牛规模、藏文化中对植被环境保护的生态观念、生产方式、对过度放牧的认知、是否了解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含义以及是否愿意改变现有的家庭产业。说明除经济因素以外,藏文化因素和社会认知情况也影响了牧民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该研究完善了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为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提供依据。     

企业激励和政府规制下的高管薪酬研究

高管薪酬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广受关注。高管薪酬的经典理论是建立在董事会与高管公平交易的基础上,有其现实局限性,后续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或是支持该理论范式、或是提出新的解释。文章从企业激励与政府规制的视角,对高管薪酬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就企业激励而言,需要通过薪酬机制设计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表现为高管高薪),而影响高管薪酬的市场因素包括公司业绩、管理层权力、股东干预和企业规模等。对高管薪酬进行政府规制的呼声主要受社会公平和信息公开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税收规制和直接的数量限制。来自新兴市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该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对我国高管薪酬问题的认识,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基于环境规制的中国出口企业绩效分析研究——以电子信息出口企业为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而产生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产业实施环境规制时,不仅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而且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为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更为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     

政府生态规制能否提升中国生态产业绩效?

构建一套影响生态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政府规制对我国生态产业发展的绩效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规制能够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其中,经济规制对我国生态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绩效最佳;行政强制同样具有明显效果,但比经济规制逊色;技术、信息等规制手段对生态产业发展影响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立法、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范围、增加环保投入以及动员公众参与等五方面提出了完善政府规制的相关建议.     

建立完善福建生态补偿机制

福建省各级政府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方面矛盾日益显现的情况,尝试开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作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建立完善福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措施,即深化对生态补偿机制重要意义的认识;科学测算、合理增加生态补偿标准;政府应在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     

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矿产资源开发对江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矿产资源开发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因而,调整生态损害与保护的关系,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本文在介绍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尝机制的相关对策:制定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定价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尝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约柬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朴教性生态补偿机制等.     

矿山开采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博弈分析及政策建议

矿山开采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到或超过原生态环境生产能力.目前,制约我国矿山开采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和激励不足.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分析了政府-采矿企业间的监督博弈.最后,提出了建立政府统一监管体制,强化监管处罚,鼓励群众参与监管;明晰产权,增大企业矿山生态补偿效益,加大科技研究,降低修复成本,是促进采矿企业规范补偿行为的有效措施.     

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基于企业和消费者微观行为的角度

在我国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政府规制政策的设计如何找准关键点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本文以建立一个安全的食品市场为目的,基于食品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微观行为构建了一个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愿意一直生产安全食品的条件,由此提出了政府规制政策设计的关键点。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价格补贴、安全食品生产成本降低、消费者培训和信息公开等将是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主要方式。     

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对于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湿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回顾了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的探索历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美国湿地补偿制度的发展经验及启示,最后就建立和完善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兼顾保护与合理利用、货币性补偿和物理性补偿并重、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建议。     

扎龙自然保护区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运用CVM意愿调查法对扎龙自然保护区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调查,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支付意愿(WTP)的因素,并运用相关分析影响支付意愿值(WTP值)的因素。结果表明: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受性别、来源地、满意度的影响,且呈正向相关;WTP值受职业、月收入、年旅游支出、满意度、环保关注度、生态补偿了解程度的影响;71.9%的游客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意愿值为50.85元/年,总支付意愿值为1 983.15万元/年;关于补偿方式54.9%的游客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关于资金用途27.96%、28.67%的游客分别支持保护植被、野生动物。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WTP值的相关建议。     

国外生态补偿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些国家在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和实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对我国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是生态补偿建设的主导力量;市场作用的发挥是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完善的法律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基础;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是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方式;社区参与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 补充;严格有效的生态补偿约束机制不可或缺.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中的政府职能——福建省的生态补偿案例

通过对福建省生态环境现状及潜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福建省生态补偿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的观点,阐明了福建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原则和生态补偿标准,进而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矿产资源开发对江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矿产资源开发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因而,调整生态损害与保护的关系,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本文在介绍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尝机制的相关对策：制定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定价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尝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约束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补救性生态补偿机制等。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已成为调节经济活动外部性、保护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经济手段.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突出、边界明确、法规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其它类型的禁止开发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外部性、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七大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企业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力对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拓展,从制度所有权优势视角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深度与规模的影响,并从资产所有权优势视角进一步剖析其影响路径。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87家OFDI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企业OFDI深度,促进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OFDI的直接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程度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声誉机制、融资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开展OFDI。     

规制强度、腐败与创新抑制——基于贝叶斯博弈均衡的分析

反腐败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是学术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政府规制强度引入该问题的研究,从政府、官员、企业博弈的角度来揭示规制强度、腐败、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政府、官员、企业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得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发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了权利寻租抑制企业创新,放松规制压缩了权利寻租的空间促进企业创新.并运用中国200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行政垄断、腐败、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腐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行政性收费对腐败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得出的启示是:企业偏好于通过行贿来获取政治关系抑制了企业创新,反腐切断政治关联促进企业创新.过度的政府规制导致的权利寻租是腐败的源头,简政放权压缩寻租空间抑制腐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