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自创区“瞪羚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为推动苏南自创区建设、树立科技企业发展标杆,发挥苏南自创区作为江苏省创新驱动发展主阵地的作用,文章通过各市推荐申报以及列统企业数据对全省企业进行分析,遴选出符合要求的瞪羚企业183家,并对瞪羚企业的经济发展、行业产业分布、群体特征、创新投入、创新成果等多方面考察,发现江苏省瞪羚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尚存在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与营收能力与国家瞪羚企业相比较薄弱的问题。     

数字瞪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以福建省为例

在分析福建省瞪羚企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创新能力、科研环境、要素协同、区位发展4个维度设计了19个变量探析创新生态系统,将其影响因素量化。通过LASSO回归和弹性网回归筛选出6个变量,纳入随机森林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重要性程度大小对影响因素排序,依次是发明人数、人力资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数、专利被引数、技术相关性、市场规模。最后,提出挖掘创新主体潜力和活力、完善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改善创新创业环境等政策建议。     

着眼新兴产业发展加强“瞪羚企业”对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畅谈“瞪羚企业”发展

个头不大,跑得快、跳得高,这是瞪羚这种动物的特点.拥有这种特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就被称为瞪羚企业.从2003年中关村开始实施瞪羚计划以来,武汉、杭州、西安等全国各地的高新区也陆续出台了瞪羚计划,筛选出一批瞪羚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为其量身定制促进计划,以资本为纽带,聚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专业化、特色化的产业服务,源源不断地为高新区输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巨人企业.     

我国高新区“瞪羚企业”成长的问题及对策

"瞪羚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各类资源正在快速流入新兴产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瞪羚企业"的出现是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有形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的市场配置过程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平稳性较差),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扶持.现实中许多"瞪羚企业"因为资源的稀缺、匮乏而夭折.     

国内主要创新区域“瞪羚企业”发展案例

从对我国瞪羚企业发展分析来看,北京、宁波、深圳、武汉等城市是瞪羚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瞪羚企业的发展也各有特色.以下予以分析.中关村:     

大力提升孵化器功能加速培育“瞪羚企业”

伴随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胜利召开,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成为未来科技工作的主战场.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培育创新主体的重要载体,其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影响在孵企业的成长速度和创新潜力,其毕业企业的表现直接展示着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效果.     

瞪羚企业:高新区的创新驱动器

7月31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发布年度"瞪羚企业"认定名单,10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选,成为"武汉·中国光谷"的"特种部队"; 在昆山高新区,上海常春藤完成注册后落户园区,成立了首只产业投资基金一一昆山常春藤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融资1亿元,一批"瞪羚企业"优先成为该基金的受益对象;     

中国成为全球“瞪羚企业”最多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迅速崛起,世界创新版图深度演化.在经历制造业全球化之后,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创新全球化的阶段.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往往是在区域内布局的,最多是在国家内布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有一批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布局.可以这样讲,工业经济时代,区域往往没有个性,只是作为工厂的承载地.     

中国:“瞪羚”最多的国家

创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创新,是中国奋发崛起于世界竞技场的制胜之道。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创新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指出,推进结构调整要靠创新,必须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其中,诞生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瞪羚企业作用更是不可小觑。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     

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演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韧性城市的建设,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居民生活发展5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上,2013—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发展不平衡;时间上,2013—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逐年上涨,年平均得分从0.354增至0.498,发展水平同比增长率波动较大;空间上,2013年、2018年、2022年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变化较小,区域差异较大,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地区减缓的空间格局。     

浙江区域城市化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研究

文章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空间和关联性的角度对浙江省2001-2011年间区域城市化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近十年间,浙江省区域城市化相对差距逐年增大,绝对差距呈波浪式上升;浙江省区域城市化差异明显,杭州、绍兴已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而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浙江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基本相同的单元(高--高或低--低)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城市化发展呈现趋同现象.     

华东地区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研究

住宅价格空间格局不论对于学界还是决策层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华东地区2005-2011年间区域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总体上,华东地区房价水平区域之间的分异程度较高,空间相对与绝对差异都不断增长;华东地区住宅价格的空间相关性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逐层衰减分布;同时,沿海地区的空间相关性往往高于内陆。住宅价格趋同现象较为显著的除了长三角地区之外,还有江西省、山东南部与安徽北部,但前者是高高聚集,后者是低低聚集;整个华东地区住宅价格的重心主要向长三角地区偏移。导致华东地区住宅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住房的供需、货币投放量。但其中供需机制与传统供需理论呈现反向作用趋势。     

近20年重庆市老龄化格局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为减轻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对重庆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产生的影响。基于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应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20年来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时序演变特征、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2000—2020年人口老龄化系数由8.84%增长至17.08%,逐步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迈进;(2)重庆市老龄化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形关系,老龄化的高值区由主城区向东北部演进,20年以来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增强,但集聚趋势逐渐放缓;(3)老龄化现象由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主要驱动因素由医疗服务水平转变为人口惯性及人口出生率,各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显著。     

陕西省商业银行网点分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公开披露的陕西省商业银行网点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从市级、县级层面分析2000、2010、2020年末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在陕西省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自2000年开始,陕西省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经过近20年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以西安市为地区绝对核心,各地级市辖区为区域次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地区人口规模、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以及城区面积是影响商业银行网点布局的最显著因素。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商业银行应保持在地区中心设置网点;适当减少在人口规模较小、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较少、城区面积较小的区域设置网点;商业银行应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找到不同时期内影响自身布局的关键因素,以应对市场化挑战。     

江苏多尺度下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回归等方法,从市级、县级两个尺度分析2010—2020年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0—2020年江苏省两尺度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特征;县级尺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局部空间关联以“L-L（低-低）”和“H-H（高-高）”占主导,且空间集聚程度逐步增强;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江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提升路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建立全面科学的经济发展质量测度体系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本文结合新发展理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利用熵值法并借助空间分析工具多尺度地分析了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存在长株潭城市群、张家界“高地”与湘西部分地区“洼地”之间的显著对比;四大区域板块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湘南地区和洞庭湖地区稳步提升、大湘西地区发展质量最低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态势,各区域板块发展优劣势并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同增长是新时代湖南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各区域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因地制宜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江西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

通过多维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将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与地形地貌、水系河流等数据结合,分析各时期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状态;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时期空间分布密度有差异,整体从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散;在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下,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拔0～200 m的平原地区和200～500 m的丘陵地区,2°～10°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分布.该研究可对今后江西省文化遗产及遗产廊道的空间整合与协调发展等提供合理依据.     

2000-2020年山西省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时空演变

利用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观察分析山西省及地级市在2000-2020年的人口时空分布变化.以山西统计年鉴数据资料为基准,探讨人口迁移与影响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山西省人口总量变化不大,城市人口数量仅太原市、晋中市保持连续正向增长,太原市人口发展迅速;太原市迁入人口构成以本省其他县区人口为主,各地级市对于本市县区人口有较强吸引力;人口迁移驱动因子与地区经济水平、教育资源、交通建设、住宅价格和人均收入有关;通过对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教育分配、交通设施与落户门槛五方面综合规划,可有效提升山西省城市综合实力和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研究结论有助于山西省各地级市合理展望和计划未来人口流动分布格局,促进山西省内各地级市人口迁移良好互动,为人口管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民族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对民族地区2004-2016年的旅游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发现：①2004-2015年民族地区的旅游生态效率随着规模效率变化,而2016年受纯技术效率影响明显;②民族地区的旅游生态效率呈现出差异性,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技术进步同增同减,除新疆、西藏以外其他区域呈上升态势;③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规模效率会牵制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依赖于技术的改进;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信息化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交通条件、服务业发展水平、环保措施与旅游生态效率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