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输入与合意生成——基于湖北S村公共品实施的经验

税费的取消改变了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国家主要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但项目落实过程中容易产生意外后果,项目资源遭到损耗。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湖北S村落实的公共品与村民需求相符,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让村民参与协商,公共品的实施过程公开化、规范化,并积极回应“钉子户”问题,这提高了村庄承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村庄有效承接资源的关键在于合意的生成,乡村干部之间以及村庄内部在制度监督和关系动员中形成相互合作的行动状态。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基于贵州L村与江苏Y村比较研究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贵州L村,村民的政治信任低且层级差异过大;而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江苏Y村,村民的政治信任普遍较高,层级差异也较小。并且,L村与Y村村民不信任基层政府的主要原因迥异:在L村主要是基层政府效率低下,而在Y村则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然而,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却发现,促进私营经济发达的村庄村民政治信任高且较为均衡的因素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村民高度的公共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由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不同村庄村民政治信任均衡发展。     

村民自发合作：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第三条途径

本文主要依据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山东省邹平县张高村村民自发合作修路成功的典型案例,对村民自发合作提供小规模公共物品的行为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在共同利益需求下,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本对自发合作的发生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在相同的村庄社会基础上,村庄精英则成为自发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子.     

发展综合性合作社才能盘活资源

小农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心化”的现象。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名的大户经济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而言，亟需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土地三权分置条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此，应以村庄为单元把村民组织起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合作社体系，这样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农领域的其他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是一个好方向。即：综合性合作组织、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以村两委为主导力量，从村庄资源和群众利益出发，动员村庄能人和积极分子，自觉推进如同均田一样的资源股权化占有，以此带动村民加入草根性的综合合作，提高对外统一谈判地位，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必会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     

“中间结构”: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农民联结的新机制

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如何实现国家与农民的联结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成都市的公共服务资金制度中,一种新的国家与农民联结机制——由国家和社会融合、群众直接组织化所生成的"中间结构"得以生成。事件性的民主化治理平台和利益关联基础上的群众动员是"中间结构"生成的外部基础和内部基础,二者共同型塑了"中间结构",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合力所生成的组织样态。"中间结构"通过村庄政治过程实现民意整合才能够生成,而公意治理是"中间结构"有效运作的关键机制。"中间结构"是在具体事务中生成的,同时具有总体性,在实现资源有效下乡的同时,也能促进整体的村庄善治。"中间结构"从组织精英转变为组织群众,能够应对代理人体制的悬浮困境,重新建立国家与农民的联结,体现出了其优越性。"中间结构"的提出指出了一种认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即融合的视角。     

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

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     

财税支持下的工商资本下乡现状、弊端及对策

国家财税政策积极支持下的下乡工商资本,呈现出规模日益增加、领域逐步扩大、利益分享模式多样化等特质。同时财税支持下的工商资本下乡也弊病凸显,资本逐利动机与财税政策失范,公共管理职能发挥不利影响财税政策实施效果,融资扶持政策落地难与工商资本下乡能力差并存。应以财税支持制度创新防控资本恶性逐利,以治理能力、治理体系进阶增强财税政策实施效果,做好土地流转服务保障与优选下乡工商企业,有力推动工商资本下乡的财税支持政策持续进阶。     

村干部的薪酬与其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基于CGSS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CGSS数据,以村干部的薪酬及其决定为自变量,置村干部于国家、村庄和家庭的三维互动关系中,以标准的经济人为假设,把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作为因变量,分析了村干部作为共同代理人在多任务执行中的代理行为问题。研究发现,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与其的薪酬高低显著相关,村干部工资越高越倾向于代理国家从事政府交予的各项管理任务;村干部的补助越高,就越可能代理村民从事村庄治理事务。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与其的薪酬决定主体显著相关,无论是村干部的工资还是补助,如果是由乡镇政府决定,那么村干部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可能性较大,如果由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那么村干部成为村庄代理人的倾向较明显。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改变村干部的工资和补助及其决定来激励村干部的行为。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基于鄂东D村的个案分析

村级债务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税费时期的传统村级债务主要是在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及传统型村干部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属于资源挤压型村级债务。不同于传统村级债务,农业税取消之后的新村级债务是在国家大规模资源下乡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主要是在提供兜底作用的大量下乡资源、内在动机的乡村利益合谋以及保障实施的富人型村干部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高昂的新村级债务给乡村社会带来严重的治理后果,表现为村庄社会分化、基层权力固化以及村庄主体性弱化。村级债务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严重的治理困境,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政府不宜过度干预村民自治事务

<正>村民自治的动力来自农村基层社区的需要,农民有表达利益、维护利益、改善生活的需要。农民有利益需要,就希望能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由此,农村基层社区就需要一套机制对各种利益要求加以协调     

村民自治关键:农民组织化

村民自治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参与影响执掌村域公共权力的村委会活动,如村委会选举、村务决策、村务监督;二是将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县乡等地方行政区域的地域性自治平台,农民通过各种自组织开展自治活动。以往我们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只限于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是一种误解。村民自治,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可归结为农民政治组织化与经济组织化的发育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制度应该促进而不是束缚这一趋势。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逻辑与博弈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事关乡村振兴大局,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采用典型案例方法,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三个层面,进行多维度案例解析,重点分析并考察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基层的实践逻辑。结果表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层实践既有政治逻辑又有经济逻辑,政府和村庄博弈力量交织共存。在政治逻辑主导下,由于考核要求和村庄发展等因素,地方政府会积极推进改革;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逻辑下,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考核标准、村庄自身经济状况等因素会影响村委会的改革实践,且优惠政策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高;未分红状态下,村民对改革的认知度相对较低,其参与改革的经济逻辑凸显,且不同村民群体对改革存在认知差异。基于此,地方政府在推行改革时应提高政策的普惠化程度,打造典型的同时应重视资源的均衡利用;适当放宽对集体资产参与市场竞争的管制,壮大集体经济,提升村庄改革获得感;采取差异化的宣传策略,提高村民的改革参与度与认知度。     

农产品经纪人与经济作物产品流通: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性研究

本文在嵌入性的框架下,以经济作物产品的产地交易市场为关注点,考察村庄社会关系如何被卷入到地方市场的运作中,以理解地方市场运作秩序的形成。通过对两个经济作物种植大县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销售中的"技术"门槛、小农户的小交易量与中间商大收购量的差距以及中间商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小农户直接对接外来中间商的困难。因此,在经济作物的地方市场上,农产品经纪人往往是连接中间商和小农户的重要中介,而经纪人推动二者交易的关键就在于其自身在村庄社会内部的关系资源。农产品经纪人在村庄社会的社会关系网,是其帮助外来中间商寻找货源的基础;经纪人与村民的信任关系,也能为外来中间商与小农户提供信任担保;更重要的是,经纪人在村庄中的人情和面子,不仅在化解外来中间商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还有助于外来中间商规避村庄社会对外人的"歧视"。在经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润滑下,外来中间商能够最快速地获取农产品信息、达成交易,同时低成本地化解与本地小农户的矛盾,从而将中间商与小农户之间不平等的市场关系、外人与"村庄‘自己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化解在村庄社会的内部交往关系中,进而保障地方市场的有序运行。     

灵山:小水窝流水养殖出奇效

正近日,灵山县石塘镇镇安村村委门前小广场,聚集了一群喜笑颜开的村民。但他们不是在参加节庆活动,而是来领取一袋袋的小鱼苗,放养一条条小草鱼。据悉,当天村民领取的鱼苗是由广西水产引育种中心承担,由灵山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具体实施的小水窝流水草鱼示范项目,为的就是扩大小水窝流水养殖在灵山县的示范推广影响力。目前,石塘镇镇安村的小水窝流水养殖草鱼示范基地面积3.06公顷(46     

乡贤治理抑或行政治理:乡村治理模式选择 ——基于重庆、江西两地乡村治理的实践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动力,而资源是乡村治理的活力支撑。在地方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衔接二者关系的接点中间层,以接点主体的资源汲取能力与村民的资源获得感为基本脉络,对重庆与江西两地村庄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研究表明,以重庆Z村为代表的乡贤治理架构,资源汲取能力弱,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强;以江西S村为代表的行政主导逻辑,资源汲取能力强,但村民资源获得感弱。乡村治理实效应是汲取能力与获得感之间的协同正效应,但在无法达致这一理想治理实效状态下,选择偏向于自治化的乡贤治理将更有利于村庄治理的稳定性。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淮河源花岗岩石材开发模式创新——以河南罗山石材工业园为例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淮河源花岗岩石材开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结构访谈,系统剖析转型期我国地方特色资源开发中的利益主体关系、现实矛盾及运行机制,并提出优化开发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创设工业园区、引入企业投资、发动村集体与村民参与,主导石材资源开发。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剥夺集体与村民的决策参与权,村集体由于自身职能不足,难以协调村民内部及与企业间利益关系,而企业生产又因政府、集体与村民的系统监督缺失陷入恶性循环,一并引发石材资源开发过程中经济、社会、管理、资源和环境的系统危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链式"石材开发模式,以多主体参与、利益协调为核心,通过明确政府主导地位,赋予集体与村民参与权利,划定职能边界,完善沟通机制,优化优惠政策与激励措施,促进工业园区健康发展与石材资源可持续开发。     

谁是国营农场的国家利益代表

1980年以前,国营农场是统收统支,“盈多盈少向上交,亏多亏少国家补”,农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二者是不可分的,因此农场就是国家利益的代表。1980年以后,国家对农垦企业实行了财务包干,农垦主管机关对农场实行了包干上交、超利分成的(或超利留用)核算方法,国家利益与农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开了。国家利益由谁代表,成了大家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国家利益的代表是地方政府;二国家利益的代表是农场;三、国家利益的代表是农场的主管机关。前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欠妥。因为如果以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