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性探讨

反垄断法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法律化的体现，它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亦即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从2008年8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在即将实施这部“经济宪法”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之间的冲突，合理利用两者的共同目标，是政府层面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反垄断法在将来的经济管理中面临是否能有效实施，同时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良好竞争秩序的实现，更关系到在WTO框架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     

关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关系的几点思考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性质不同的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政策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处于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而辅之以产业政策。     

21世纪日本汽车产业政策新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政府在战后经济发展中,采取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措施,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环保意识加强,给汽车产业带来新的变化。日本政府相应调整其汽车产业政策,以保持其汽车产业国际领先地位。这些政策和现今世界经济紧密相关,对汽车产业良性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论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战后日本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符合国情的产业政策,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七十年代以来,不少世界性组织,如联合国工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等,也都把产业政策视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在日本,产业政策是以产业和企业为对象,由通产省等省厅制定,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的“产业行政干预政策”。通产省是日本制定产业政策最多的一个省,该省在战后四十年间制定的主要法律就达150多项。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大方面:(1)产业结构政策;(2)产业组织政策;(3)产业环境政策等。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日本产业政策：演进,工具与特点

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各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日本的国情，分阶段地、灵活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并运用“展望”、立法、行政指导及财政、金融、租税等政策工具，成功地推动了各项产业政策的有效展望，从而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赶超”与腾飞，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和实施经验，很值得研究与借鉴．     

简论日本的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确定了竞争政策的基本原则。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二战之后,英、法等西欧国家亦纷纷效仿,先后制定了自己的竞争政策。日本和德国属战败国,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强烈要求或直接监督下,也通过了有关法律,确定了竞争政策的一般原则。然而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究竟是在怎样实施这种政策的?比起产业政策来,竞争政策的地位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点粗略探究。一、日本竞争政策的基本内容日本的竞争政策是从美国照搬来的,其背景是美军占领日本初期的“经济民主化”改革。经济民主化有三项主要内容。即农地改革、劳动民主化和解散财阀——禁止垄断,日本经济史家称其为“经济民主化的三根支柱”。其中,解散财阀——禁止垄断这根支柱与日本竞争政策的创立直接相关。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日本在美国经济     

国有资本份额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竞争框架的确立

根据2002—2017年的中国工业分行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非国有资本份额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国有资本份额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产业性质如何,充分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皆有促进作用,但强度上存在差异;与垄断性行业相比,在政府偏爱国有行业和市场开放行业中非国有资本份额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正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开放行业中正相关关系显著。因此,建议稳妥推进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差异化的分类改革策略,平衡和协调产业政策同竞争政策的关系,思考如何把国有企业纳入竞争政策的框架。     

试论中国经济特区的产业政策

<正>一、特区产业政策的一般考察 依据现行的经济体制,我国产业政策的含义可概括为:政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依此而论,特区产业政策的含义应该被概括为:国家或政府为优化特区经济发展过程,对特区产业及其结构的发展与调整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稍加区分,把那种为优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效调整和优化社会产业结构而制订或采取的经济政策,称作国家产业政策;而把国家或政府为优化特区经济发展过程,促使特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所专门制订或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称之为特区产业政策。特区产业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间的关系,是以区域产业结构与国家产业结构间一种局部与整体关系为基础的:特区产业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区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以服从国家产业政策为基本前提,充分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目的和要求;另一方面,特区产业政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是特区产业政策与某类产业政策比如产业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下，信息产业的政策需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合理的指导原则。信息产业要调整和完善政策内容，协调政策关系，形成有机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网络监管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和企业发展政策等五方面的内容。另外，还要促进形成支持信息业尽快发展的组织体系。     

安倍内阁农业改革的背景、内容及评价

作为安倍经济学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政府推出了以产业政策为主、以地域政策为辅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其中产业政策主要从提高生产力、扩大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等环节分别制定强化生产现场、拓宽需求领域和构筑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价值链等改革措施;而地域政策则是通过创设日本型直接支付补贴制度,来维持、发挥农业及农村的多面机能,以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改革。这些农业改革措施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安倍内阁农业改革基于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为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创新政策在G开发区实践之研究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成长主要贡献者,为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创新政策则是开发区成功营运关键因素,并成为开发区的核心竞争力。现实中由于各地方开发区的盲目发展,导致数量多、规模大、同质化严重,出现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现象。通过成功开发区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创新政策是政府管控市场失灵、推动企业创新的主要工具。创新政策一般以直接资助、间接资助、需求激励、促进合作、创新服务等五个构面来推动园区的发展,绿色创新已成为新的趋势。同时创新政策的实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需要政府部门间协调促进。开发区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从资源基础角度出发制定创新政策。     

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日本表产品贸易说状的基础上，从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三方面入手对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和探讨，指出对我国农业保护及发展的启示。     

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与产业政策选择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推动着前沿技术向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未来产业转化。随着科技水平增强和产业向中高端攀升,我国也需要在未来产业提早进行谋划。未来产业是受前沿技术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未来对国民经济形成重要支撑和带动,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未来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前后向带动和产业赋能能力强,因其产业化的长期性、锁定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具有先发优势,且具有公共性与竞争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技术推动与市场拉动并存等特征。未来产业的战略性、正外部性要求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干预,发展大方向的可预测性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前提;但其驱动技术的前沿性、产业化的长期性、发展的不确定性也要求产业政策转型,即从强调产业政策到重视竞争政策、从选择性支持到发展方向引导、从重视应用技术到强化基础研究、从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到市场拉动、从依托特定企业到鼓励多元试错。培育和壮大我国未来产业,需要政府在战略引导、支持基础研究、创造早期市场、完善产业生态、利用全球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     

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链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产业政策的诞生、演进、转型、创新和发展受政府职能转变、国际规则对接、时代发展变化、企业需求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些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要求产业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升级。从全球范围来看,产业政策制定正在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全球现象,国际产业竞争正在从产品竞争升级到产业链群之间的竞争,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产业链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主战场。我国在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创新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实施产业链政策,增强产业政策制定的“链式思维”和系统思维,尽快制定更具系统性和更有针对性的产业链政策方案,“强基、韧链、优企、提效”,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安全稳定、竞争力提升和现代化升级。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复杂性、集成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其发展在技术、组织和市场等方面存在多重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建立有效的引导、协调、激励与约束机制。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粘性化"现象,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变进行持续性跟踪和控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特征,政策主体应在政策管理实践中分析研究产业技术政策、国际合作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等在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敏感性,发挥不同类型政策的协同作用,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     

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干预——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视角的分析

半导体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学习效应、外部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其良好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贡献。半导体产业的战略特征决定了其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的,并且仅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国政府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的动机大大加强了。作为经济大国,美日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采购、进口关税、R＆D补贴、专利保护等方式扶持本国半导体产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企业,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     

光伏发电亟需政策和立法给力

评述我国目前光伏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考察、研究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扶持和上网电价法,提出我国目前光伏产业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亟需政策和立法给力,以推动产业继续发展,并提供具体的建议和展望。     

中外高铁发展的公共政策规划比较研究

合理的公共政策规划是促进高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基于国际铁路联盟公布的数据资料，总结中外高铁的发展现状，进而分析相关国家在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产业规制、土地开发和运价调整领域的经验做法。结果发现，尽管我国与日本、法国等国在发展高铁过程中的做法有所差异，但合理的公共政策规划保证了高铁项目的顺利开展。未来在开展高铁建设的过程中，要理性借鉴其他地区在协调政府市场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实践经验。此外，要将高铁发展的“事前规划”与“事后评价”相结合，重视高铁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Aviatio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Airline deregulation has been a symbol of the trend toward less expansive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e move from economic regulation to deregulation has delivered on its efficiency promises.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consumers in terms of lower prices and more convenient schedules. However, airline competition, particularly at hub airports, remains imperfect. The nature of these imperfections is explained better by models of oligopolistic behavior than by the contestability theory. Paradoxically for this industry, the terrorist attack of September 11, 2001, has ushered in an expanded role of government in aviation policy. This expanded role does not reinst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airline economic decisions. Rather, it provides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bailout and loan guarantees) of the industry in the short run and long-term structural change in aviation security.     

Optimal R&D Policy and Managerial Delegation Under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Duopol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ptim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policy in a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market with managerial delegation. We consider not only discriminatory R&D policy but uniform R&D policy as well. It shows that R&D policy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 regulator's objective: social welfare, consumer surplus or producer surplus; however, the outcomes are invariant to the nature of market competition. Undoubtedly, the relative‐performance contract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elaborating policy effects. The government prefers discriminatory R&D policy to uniform policy under a consumer‐oriented objective. On the contrary, under a producer‐oriented objective, the government would prefer to choose uniform R&D policy rather than discriminator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