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封关运作背景下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重大战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海南应突出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制度优势、政策优势,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本文在全岛封关运作背景下,主要分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制度开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相应对策建议。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进而中央提出要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其关键在于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通过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模式、制度安排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就海南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制度体系构建——上海、成都经验与启示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海南要建成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构建支撑离岸创新创业的政策制度体系显得迫切且必要，学习成熟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的制度经验是基础。上海和成都在离岸基地的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扶持、融资支持、基地管理和生活配套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制度探索和突破，值得海南借鉴。上海、成都经验对海南构建离岸示范区制度体系有如下启示：人才引进政策应突出自贸港人员进出自由与个税优惠；融资支持制度要力求多渠道和低成本；创业扶持政策需凸显低税率与投资自由便利；基地管理制度要关注基地、站点建设与评价奖励；生活配套政策应突出完善高效与生活便捷；政策推广制度要重视政策集成与宣传推广。     

新疆打造“内陆自由贸易港”的现实基础及推进策略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课题研究,新疆位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沿阵地,先行先试打造"内陆自由贸易港"是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强有力助推。在对新疆拥有的地缘区位、国家扶持政策、园区特色和交通枢纽等优势进行总结分析后,从顶层设计、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找出了打造内陆自由贸易港亟待突破的瓶颈,最后提出应该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创新特色制度、强化新基建建设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等策略,最终实现新疆打造"内陆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构想。     

中国建立自由贸易港的实践探索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正在探索、实施具有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各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提供了指引。在阐述自由贸易港范畴与特征及功能类型的基础上,探究了中国建立自由贸易港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完善法律制度,明确自由贸易港法律定位;加大统筹推进,实现各地区互联互动;全方位发展,加强进口、转口贸易制度创新;加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推动自由贸易港国际化发展;建立公平贸易环境,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话语权等对策建议。     

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研究

海南乡村振兴开局良好，成效显著，但在其实践过程中存在乡村产业发展不充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利于推动海南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本土创新型人才，有助于海南构建新型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自由贸易港与海南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是：合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化开放性政策，坚持创新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加强国际农业交流合作，扩大农产品流通范围；开设国际化农村技术院校；建立新型农业“试验区”。     

积极借鉴亚洲主要自由贸易园区经验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又快又好发展

正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简称FTZ)是指一国为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通过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开辟的与其他地区相隔离的特别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实施类似于国际自由贸易港的特殊优惠政策与监管政策。从业务功能角度来看,国际上自由贸易园区主要有自由港型、转口集散型、贸工结合型、出口加工型、     

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发展数字贸易的可行性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应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点实验区域。海南自贸港在制度、产业、政策、技术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为重点发展数字贸易提供了可行性支撑。在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应为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做出贡献。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规则研究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通过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以及“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便利。由此,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了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建设的进程。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海南自由贸易港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积攒了较多经验,但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编制、跨境服务贸易的监管等方面还有待完善。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规则既要从实体方面开放跨境服务贸易的具体领域,又要从程序方面为跨境服务贸易营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要创新监管机制,守住风险底线。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文章运用系统分析、政策分析等方法，主要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结论表明，党的二十大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推动南海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自贸港建设与区域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对此，文章提出海南自贸港建设要面向东南亚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加强区域交流，构建“南海经济合作圈”，以特色产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南海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打造海南自贸港—东盟互联互通，推进建设“两个总部基地”。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利用耦合评价模型,分析了2010-2018年黑龙江地区的三个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协调发展情况。研究表明:哈尔滨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两系统间综合发展水平的不断上升使得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2018年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型;绥芬河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表现出先上升后稳定在良好协调发展水平,两系统表现出由载体城市经济带动口岸增长的协调发展态势;黑河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态势,系统间综合发展速度失衡使得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增长较为缓慢。因此,为促进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协调发展,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口岸经济发展,建立自贸试验区口岸与载体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     

自由贸易港区的立法模式:台湾地区的实践及其对海南自贸港的借鉴意义

为规划自由贸易港区,台湾地区构建了以《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分立式立法模式,具体内容表现为以行政法规范为主、经济法规范为辅的特征。在行政法规范方面,首先规制自由贸易港区的设置要件;其次是对企业的监管采取许可方式规制企业准入,区内允许自主经营,但固定资产与经营业务的变动仍需核准;至于货物的监管,除非关涉公共安全,否则货物入区不受限制;货物在区内的活动仍须备案,出区时则根据货物去向实行不同的监管模式。在经济法规范方面则规制税收与金融两个领域。基于台湾地区自由贸易港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上述立法模式值得借鉴。事实上,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就采用了分立式立法模式。在分立式立法模式下,亦可移植以自由贸易港的设置、对企业的监管及对货物的监管等行政管理为主,以税收与金融等经济管控为辅的相关规制。     

绥芬河自贸片区贸易便利化实践研究

本文介绍了绥芬河自贸区开辟铁路互贸交易点、赋予农村农业合作社开展互市贸易经营权、拓展互贸商品进口准入国范围、创新俄籍自然人从事互贸业务规范化管理模式、培育互市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金融外汇结算等制度创新的主要做法和实践效果,提出了贸易便利化要找准政策切入点、因时制宜、助力特色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内外联动、引领投资便利化、优化金融服务、注意防范风险等对策建议。     

深圳多功能自由贸易区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发展迅速,并且出现了向多功能综合型转型等新的趋势。我国各类特殊经济功能区面临着向规范的自由贸易区转型的选择。在深圳建立多功能、综合型自由贸易区,符合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新趋势,有利于促进深港经济融合。借鉴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做法,深圳自由贸易区要建成一个规范的自由贸易区,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     

冀东港口经济贡献的实证研究

港口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间接推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鹿特丹港、纽约港、东京港等国际大港在推动各自国家崛起中的重要作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河北省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成员,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都是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设和利用这些冀东港口推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Institutional plasticity in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Why Japan’s port reform failed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plasticity to analyz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vestigates why actors are unable to change institutions even when change is apparently necessary. Employing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public-private interactions in the recent port reform in Japan. The study’s findings reveal four limits to institutional plasticity due to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key actors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ocal port authority, and business entities –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refor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while institutional plasticity may enable variation within an existing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r even creation of an entirely new path,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plasticity constrains the creation of new institutions and inhibits institutional change.     

推动各类开放平台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立的各类开放平台在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和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还应继续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十四五”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应基本建成新时期高水平全面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高标准营商环境的试验区和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应成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的探索区、持续减税降费的压力试验区、促进中西部发展的经济功能区、引进外资的优先承载区、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的先行区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区,同时应推动各类开放平台形成协同联动效应。     

"贸易制度统一性条款"刍议

"贸易制度统一性条款"是我国入世文件中被置于显著地位的重要承诺.它主要是指:必须在关境内实施统一的贸易制度、政策和基本措施;而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和特殊经济区尤其需要认真对待之.该条款的设立,是WTO非歧视原则的自然延伸和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要求,也是WTO规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可它始终在我国的具体经济实践中被严重忽略.我国要正确把握和履行该条款,必须大力纠正偏好"优惠做法"、误读"经济特区"和曲解"特殊政策"等的理念偏差,以及有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     

自由贸易理论与反倾销原理是否形成悖论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反倾销的合理性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观点认为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与自由贸易政策相悖而行。但事实上,国际社会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排斥对贸易的合法或合理保护,而是在消除多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注重对进口国的适当保护。本文从倾销的本质与危害出发论证了反倾销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驳斥了反倾销与自由贸易相悖而行的观点。证明了反倾销措施是维护正常、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手段,是保证国际公平自由贸易的安全阀,是自由贸易真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