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化、企业研发投资与现金持有

文章以我国沪深A股3 036家上市企业2008—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研发投资是否具有现金依赖性,以及金融市场化能否调节这一依赖性。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会显著增加未来现金持有,但我国近年来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使企业研发投资对现金的依赖性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公司中,这一削弱作用更加明显。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促进金融市场竞争、转变金融调控方式、优化宏观金融生态,可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并有效助力企业研发创新。     

金融发展、市场化与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借鉴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2004—2011年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性;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区域、省际和行业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成长性和价值创造力强的省份、垄断性质或公共服务性质较高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或无效。对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化进程和以银行存贷款额、贷存比率、股票交易额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     

监管创新、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给整个金融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存款利率管制导致的利率扭曲,直接原因是证监会的监管创新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由于构建在互联网企业的支付平台上,支付功能的提供使得互联网金融具有货币属性,成为活期存款的替代品。因此,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活期存款的利率市场化,它冲击了央行负责的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此外,互联网金融有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应将其纳入监管框架之下。     

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走向

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是继续完善各类市场定价机制。金融领域应稳妥推进股票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股票一级市场的改革目标是实现股票的完全市场化发行;二级市场应引入卖空机制,以抑制价格泡沫的产生。利率市场化改革需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价格型调控工具。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优化市场交易主体结构,增加交易品种。     

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差异、渠道检验与市场化程度下的效应识别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驱动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驱动效果更为显著,并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和行业错配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外生动力,有效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克服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为显著的驱动效果,发挥较为突出的补足市场短板功能。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提振企业创新动能提供了可靠经验和政策启示。     

金融市场化与企业投资决策

现代企业制度赋予企业投资决策以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这些形式和内容同金融市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概要分析金融市场化与企业投资决策相关性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学界尚未对这种相关性作出深入研究的事实，分析了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率、业务经营和资本流动等情况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所发生的作用力，认为在不同的金融市场状态下企业的投资决策有着不同的机理，并以我国现阶段的股份企业为例，分析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原则、依据和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培育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构想

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且金融深化趋势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协助，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培育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则对于促进金融发展和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市场化与个体非理性选择

金融市场化引发了投资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个体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非理性选择行为是由政策、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导致的。本文简要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关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本思想，通过对金融市场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一般模型的分析．重点探讨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受政策因素影响的复合函数模型，力图在理论层次上概要说明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个体非理性选择的成因过程及其机理。     

金融与经济危机对欧美企业研发战略的影响

全球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各行各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挑战。本文综述了有关危机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文献,分析了危机中欧关企业的研发战略调整,特别是危机中生物制药企业和能源企业研发战略的调整,探讨了危机中政府应该采取的干预措施。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R&D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312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企业R&D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新产品产出能力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在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产品产出能力的中介效应明显高于发明专利;尽管R&D投入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两类专利申请量并不是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用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很难解释。为此,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DSBM模型对省际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合理测度,并基于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依次递减且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潜力很大;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于地区自身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二者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分析,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间接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在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中,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对于金融效率而言,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总效应均表明,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反哺效应"——中国转轨经济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强控制金融与高额储蓄条件下,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经济顺守,修正了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形成了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结果。理论与实践表明,体制内金融的外向漏损间接支持了体制外经济的成长发展,形成了"反哺效应",构成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模式。文章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经济增长,对我国转轨经济中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等措施改进与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     

中国金融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研究

利用1991—2009年我国的相关数据,以专利数量作为企业自主创新的代理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协整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需求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水平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速度最快;我国金融结构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存在时滞。提出加强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和规模更有利于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利用2006—201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相关数据,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更完善的地区的研发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典型相关分析

从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上,寻找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产生分歧的原因。首先,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验得出来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是其主要原因;其次,有关金融发展计量分析工具没有考虑金融风险因素。根据中国国情,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引入典型相关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建立了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体系。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in China

We study the roles of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ne another, in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data.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although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DI each individually tend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y tended to compete and crowd out each other’s effect, so that one impaired the individual function of the other. In particular, there exists a threshold value for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bove which an increase in FDI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rather than improve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s a threshold value for FDI, above which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financial system lowers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rather than increase it. Our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the levels of FDI and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ome relatively more developed Chinese regions have already surpassed such threshold values. We provide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our findings and we discuss potential policy implications.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

在市场经济下,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协调区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是中国协调区域发展的现实选择。应尽快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并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行有针对性的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