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二十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为代表,构造新的贸易引力模型,在对1996-2013年国别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对我国向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贸易互补性有力推动了我国向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我国出口商品档次整体尚能够满足新兴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双边稳定的经济增长更是为我国出口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供需保障;然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断高企的出口运输成本,已对我国向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为此从产业和金融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和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为代表,借助引力模型,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的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贸易摩擦显著影响了我国对其出口;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应视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化情况和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程度而定;拉美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会降低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双边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出口提供了有效保障;虽然我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出口较多,但利润较低。最后还从经济与贸易角度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异质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提高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2006—2020年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依次检验低端、中端、高端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端创新抑制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中端、高端创新促进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且创新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低端、中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高端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出口优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与潜力测算: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数据的跨境流动,促使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不利形势下,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综述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和潜力进行测算,并探讨疫情后对双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     

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利用2000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从出口总量、出口市场以及出口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采取措施,在保留传统水产品出口市场的同时,抓住时机开发新兴的水产品出口市场.     

论出口、消费与产出增长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对二战后11个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出口、消费和产出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计量检验。对单个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三变量向量自回归估计后发现,这些经济体的三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关系,并没有一般性的规律;而将这些经济体在1978-1996年的三变量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并进行因果检验后的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出口和产出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以及消费和产出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快速赶超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应该注意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既重视出口也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 影响的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对世界样本的研究发现: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集中度、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结合度以及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会产生抑制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分析则显示我国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引力模型的绿色壁垒对我国食用菌出口影响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选用日本、美国、我国香港三地14年的数据建立的面板模型,研究绿色壁垒对我国食用菌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壁垒的实施对我国食用菌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抑制我国食用菌的出口。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现代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现代服务贸易的总量和分部门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决定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双边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距、进口国服务开放度和人民币汇率;空间距离和加入APEC并未对我国现代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显著性影响。     

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因素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基于14个主要服务贸易经济体1990-200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采用常斜率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从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和显示比较优势等方面对我国和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总结出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低下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     

什么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全球112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测度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新方法,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1年的服务出口复杂度,并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利用外资额、人均GDP水平、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质量等,均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货物出口规模则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2)服务业发展规模以及人口规模变量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不具备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发达经济体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FDI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发达经济体则不具备显著影响;(4)制度质量对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影响的程度及其显著性,均超过了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与现有关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相比,本文不仅补充分析了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关键因素,并且识别了同种因素对"两类"出口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所得结论对于中国服务出口实现"量质齐升"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政策意涵。     

中国的出口潜力:总量测算、地区分布与前景展望——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考察2000-2008年间中国对1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商品出口数据,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计量方法,本文揭示了我国出口潜力的地区分布与历史演变特征,并测算了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出口潜力。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自2007年开始转入"出口不足"状态,特别是对亚洲近邻的市场拓展相对滞后。展望后危机时期,在全球经济保持稳步回升的条件下,中国在2010-2015年间潜在的出口增速可达31.1%。综合出口潜力的规模指标与成长性指标,我们认为,后危机时期中国出口市场结构调整的总体导向应是:在保持欧美传统市场份额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重心逐渐转向出口潜力较大的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密切中非经贸合作关系,使其成为未来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潜在对象。     

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     

欧盟农药残留标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32类农产品的面板数据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欧盟关于植物源和动物源食品和饲料中或表面的最大残留限量条例(EC)396/2005涵盖的32类农产品面板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欧盟5个主要贸易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是否受欧盟农药残留标准的影响.结果表明,欧盟法规中以氟草胺、啶虫脒、活化酯和己唑醇为代表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欧盟农药残留标准是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稳定增长——基于各地区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会引起东道国出口增长的变化,进而影响东道国出口的稳定增长。通过采用1986—2010年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对于全国还是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均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均是出口贸易的长期Granger原因。但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出口的影响比较明显,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     

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检验

以Anderson和Wincoop(2003)模型为基础,推导出用以测度一国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推导模型和UNCTAD对全球创意产品的贸易统计数据,对2003-2012年中国创意产品向25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成本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影响其出口贸易成本的诸多因素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贸易成本和贸易难度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低,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差额、文化差异水平、平均名义关税水平及贸易对外开放度等因素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正相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陆地相邻和优惠的贸易安排等因素与其负相关,地理距离等因素不是影响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必要条件。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2003-2018年3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整体检验发现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在基于东道国差异的检验中,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发达经济体产生技术溢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我国今后应调整海外投资结构,引导企业深入了解各国特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注意国家异质性。各国应欢迎中国资本的进入,为巩固双边关系、提升技术水平、实现共同进步添砖加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当大。(2)在短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对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工资上涨与增加值出口——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导致劳动力资源紧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劳工成本不断上涨。新兴经济体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本文借助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工资上涨对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资上涨并没有阻碍新兴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反而促进了出口,这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共同作用下,新兴经济体仍能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分样本来看,各类型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都会推动增加值出口,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促进增加值出口增长幅度最大,低级技术工人的促进作用最小。最后,预测了新兴经济体增加值出口的贸易潜力,多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建议拓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合作,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角度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