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数字化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作为其重要核心的数字化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探究数字化服务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渠道检验显示,数字化服务贸易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进口产品种类及服务投入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更大。文章研究为评估数字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发展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政策启示。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城市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成本降低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内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更有利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出口技术的升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开放的技术创新效应机制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开放对出口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根据金融开放的内涵,从优化金融功能、促进内生增长、加强竞争与技术创新、改善金融市场分割和提升制度质量的渠道分别考察金融开放的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出口品技术含量或出口质量的综合指标,它的提升须要以国内生产或者产品的技术进步作为前提条件,从而金融开放对技术进步的关系可以成为分析金融开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分析的依据。     

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三位码水平,测量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金融效率相反,区域间差异较大。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较大,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自然资源、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内中间产品创新、人力资本配置与出口国内增加值

基于中国双边-部门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程度和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空间、技术密集度以及分工层次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错配弱化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且这种弱化效应主要源于人力资本过度配置.这一研究对于协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平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价值.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异质性的研究

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技术溢出与"低端锁定"等效应往往相伴而生。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不同来源的进口中间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影响。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中间品进口中的中间制造品以及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的促进作用最强。本文认为,不同来源的中间品实际上暗含了不同的嵌入方式,研究结论从调整中间品进口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方向。     

金融发展与出口净技术复杂度:基于不同技术含量的实证分析

中国当前参与的全球化生产仍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该技术分工显示分析出口净技术复杂度尤为重要。本文测度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水平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同时分析了其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并基于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选取商业银行相对集中度CONC指标及私人债券的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特征的指标,引用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系数,进而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及不同技术含量的行业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但对高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正向效应稍弱,反映出中国当前仍以技术水平含量不高的低端产业为主,但正处于向高端产业迈进的过渡阶段。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出口复杂度的国外研究进展

国家出口复杂度反映了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而产业和产品复杂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出口产业或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出口复杂度对于分析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布局、出口结构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外文献对出口复杂度,尤其是中国出口复杂度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从多维视角,总结了国外文献对出口复杂度的定义、测度、异常性与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了总结评价。     

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创意产品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在不断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名却处于“中下”水平.通过对影响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回归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高等教育入学率、R&D投入、进口贸易以及所处行业发展水平对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FDI对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升我国创意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优化国际分工地位,加大对创意产品的资本投入,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合理引导FDI投资流向,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资金和技术来源.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中国产品形成的差异化的出口抑制作用。理论及作用机制分析从进口国的消费者需求层面考察,考虑到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额外提升作用;实证分析则主要构建交互项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均发现贸易壁垒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中国产品造成的出口抑制作用越弱,这表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帮助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还发现,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出口,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弱化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作用的效果越好。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出口提供有益的启示。     

创新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利用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进口额滞后一期处理,对现有出口复杂度模型进行修正,测算了行业层面与省级层面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分别利用工具变量2SLS法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修正的模型消除了加工贸易成分的进口额大于同时期贸易总出口额的现象;利用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以后创新效率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明显提高;在PSTR模型中贸易开放度作为转换变量时,创新效率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程度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转换变量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