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网络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中国2010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研究股东网络、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东网络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类代理成本在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低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原因在于第一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降低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在第二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小股东的谈判能力,进而降低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也就降低了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也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可能小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这一研究深化了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认知,细分了两类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降低了企业风险吗? ——基于企业避税的角度

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以后,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董事高管责任险的三种治理假说:机会主义假说、激励主义假说、外部监督假说,哪种假说在董事高管责任险作用于企业避税时发挥主导作用?文章以2011—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于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以后,进行了更多的企业避税;第二,相比于没有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企业,购买企业风险增大;第三,替换了避税指标以后,发现基本结果保持不变;第四,内部控制质量具有调节作用,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会缓解董责险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企业避税。因此,我国董事高管责任险没有起到风险治理作用,反而诱发了管理者更多的风险行为。     

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基于双重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部因素成长理论与双重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以2007-2011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于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第一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股权激励以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为影响路径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产生促进效应,但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     

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运用深沪两市126家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2002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内外两种治理机制综合考虑了我国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多元化股东、外部董事比例和高管激励是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影响公司绩效最为显著的变量;第一大股东是否为法人股、独立董事的作用、是否在国外上市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高管报酬契约与心理契约互补效应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经验分析

设计出能够对高管实施有效激励的报酬契约,一直被看成解决公司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手段.但研究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业绩指标的相关性很低,对高管的报酬激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随着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心理契约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开始被关注,心理学被引入到研究中来,高管自愿离职的例证表明,心理契约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可能甚于报酬激励.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高管报酬契约与心理契约存在互补效应,这为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供了启示.重视高管人员的心理契约,将心理契约激励与高管报酬契约结合起来,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报酬激励,不但可以降低企业支付的高管报酬代理成本,还能激发高管工作的积极性,获取心理契约带来的好处.     

股权分置、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股利分配

文章以2004-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理论视角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倾向于现金股利分配,但这种情况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有所改变;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以及独立董事人数等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无关.同时,股改哑变量、盈利能力、成长性、偿债能力、公司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的关系可以用代理理论加以解释.     

现金股利、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实证研究--基于农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2010-2018年度现金股利发放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现金股利发放水平、两类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业上市公司随着现金股利提高企业绩效显著上升;现金股利与第二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两类代理成本增加使企业绩效显著下降;第二类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与企业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共同机构所有权影响企业前瞻性信息披露吗?——基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提高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其作用机制在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降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发挥了监督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产权与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和完善业绩预告监管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文章选取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研发投入中介视角出发,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的效应中,发挥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上市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实证检验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基于全样本的研究发现:公司内部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兼任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监事会规模等与薪酬差距负相关;公司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与薪酬差距负相关,"限薪令"、"八项规定"等管制政策因素与薪酬差距正相关.(2)基于产权性质差异的研究发现:两职兼任与董事会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拉开民营企业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但对国有企业、 中央企业、 非中央企业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并无明显作用.(3)基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区间效应的研究发现:在全样本、 民营企业、 非中央企业三个样本中,公司内部部分治理机制会受薪酬差距区间效应的影响而发挥不同的治理作用,但产品市场竞争和管制政策因素始终分别发挥着缩小和扩大薪酬差距的作用.本文结论厘清了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作用方向,能够为企业如何缓解内部薪酬矛盾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纵向兼任高管与股价崩盘风险:“侵占效应”还是“监督效应”?

纵向兼任高管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对公司财务管理及决策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理论上纵向兼任高管对公司股价崩盘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监督效应"又有"侵占效应",究竟哪一种效应是更主要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存在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更高,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提高了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侵占效应"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大股东控制力较弱(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内外部监督机制较差(单一大股东、独立董事人数较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和法制环境较差)时,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更高,这在逻辑上为纵向兼任高管的"侵占效应"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本文对纵向兼任高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拓展和创新,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相关研究。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高管持股与中航工业上市公司绩效研究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内部高管持股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分析指标,对2008 ～ 2010年度中航工业上市公司19家样本公司进行分析得知：当高管持股比例高于0.1％时,高管持股与净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低于0.1％时,两者关系不显著甚至不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衡量公司业绩和代理成本的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以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年薪以及现金股利为解释变量,系统地考察了独立董事制度的效应。在对公司规模加以控制后,用来自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监督效应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上市公司控制权类型、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2006年132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治理机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全体上市公司而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流动负债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代理成本呈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比非家族企业要弱.在非家族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两职合一与代理成本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上述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没有显著影响.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双元创新——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与遮掩效应

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企业需要适应环境开展与平衡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活动，提升双元创新水平。本文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探究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正向影响，且相比于开发式创新，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网络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网络中心度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均显著，而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仅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且只有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主要表现在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研究揭示出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代理成本路径，同时关注独立董事网络与非执行董事网络的治理效应差异，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理论与企业双元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媒体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基于信息透明度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媒体曝光视角,以2008—201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大众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的有效性,实证检验了媒体治理职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曝光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进一步降低两类委托代理成本,从而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大众媒体以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为作用机制,发挥着积极的公司治理职能。相对应的,监管部门应该借助"大数据"背景下媒体发展的契机,合理运用信息报道规模性、多样性、实时性和价值性特征,充分发挥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行为?

以2008～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决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且代理成本在企业党组织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更为显著,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未表现出产权性质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数较高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公司治理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回归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管理者持股与代理成本不成显著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与代理成本正相关;少数大股东联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代理成本;代理成本随着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独立董事和债务融资不能有效地控制代理成本.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